其实，用所谓的“宣传价值”考量法院与法官的日常工作，就像以出镜率考量作家的日常工作，以演技考量政治家的日常工作，纯属让关公战秦琼，驴头对马嘴。作为司法权的考核标尺，“宣传价值”的意义甚至还不如备受批评的结案率，后者被斥为功利主义，而前者干脆就是涂脂抹粉。你可以想见，法官判案子，有多大的宣传必要？换作新闻学的角度，或者是举国瞩目的要案，或者是错谬出奇的判决，才有可能成为舆论江湖的风暴眼。

      回头说最具“宣传价值”的这起案件。案情很简单：刘某在工地工作，不幸被铁门砸中，致二级伤残，医院鉴定其性功能完全丧失。为此，刘某向所服务的公司提起人身损害赔偿，其妻王某同时提起性生活赔偿请求，要求赔偿婚内性生活权利损失费20万元。经法院调解，被告方“打包”赔偿给刘某64万多元，妻子撤诉。

      此案有什么“宣传价值”呢，它不是中国首例，所达成的调解协议并不能放之四海而皆准；我寻觅半日，只找到一点：据刘某的代理律师称，法院一共判赔10万元精神补偿费，其中约7、8万元属于王某所提起的性生活赔偿费。这个数据，在我所见的此类案件当中，应为最高，一般而言，法院即便支持原告的起诉，至多判赔1到2万元。

      “全国首例性功能索赔案”乃是窦学亮案，历经一审、二审、重审，数年鏖战，原告终获赔565101.73元的精神抚慰金。然而，窦学亮提出的性功能赔偿、妻子精神损失费、阴茎假体安装费及安装假体需要的交通费、护理费等费用的诉讼主张，法院却不予支持。

      不予支持，只因无法律依据，根据中国现行法律与司法解释，关于性权利之救济的立法规范还是一片荒芜。无法可依，怎么办，只能曲线救国，将性权利的救济路径纳入精神损害赔偿的名下。受害者难以直接主张，便换由其妻主张：因为性生活无法正常展开，严重伤害了她的精神。显然，这里的法律逻辑若欲成立，需有一大前提：性生活是夫妻生活的充分与必要条件。

      问题在于，当这种判例，遭遇杨德昌与蔡琴式的“无性婚姻”，还能否站得住脚？再退一步，假如受害者并未结婚，则不存在“侵犯了妻子享受性生活的权利”，那么拿什么捍卫所沦陷的性能力？

      曲线救国，最终却往往误国。当务之急，不是受害者的妻子能够获赔多少精神补偿费，而是需要立法者挺身而出，来填补这一块法律的空白。后者才是直线，是一个快捷键。曲线走多了，直线就可能被扭曲，被遮蔽。王某获赔再多，都无法弥补窦学亮们的呼告无门。

      由此而言，这起“性福权”案的确具备非同凡响的“宣传价值”。它是幽暗里的镜子，从负面映照出了法治的残缺。

本网通讯员：南方都市报·东莞版

编 辑：一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