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石油和大连市政府对火灾的善后达成一致意见：油污清理结束的后续赔偿工作由大连市政府负责，中石油“以投资抵赔偿”——在大连的长兴岛投资2000万吨/年炼油、100万吨/年乙烯项目。（1月4日《财经国家周刊》）

　　大连漏油事件犹了未了，没想悲剧的结果竟然能如此皆大欢喜。这是一场貌似双赢的博弈：对地方政府来说，中石油送出了“正式启动位于长兴岛的两千万吨炼油和百万吨乙烯项目”大礼，据说其产值预计将占到大连市GDP的1/3强；对相关企业来说，“这是大连替中石油‘扛雷’了”，这样的处理让中石油抽身“7·16”爆炸事故的核心，既省却了问责的麻烦，也不用为如何从国资委的账单上列出“天价赔偿金”而烦恼。

　　只是，“投资”与“赔偿”本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如何两相抵消、眉来眼去？事实上，任何投资行为的主要受益人或第一受益人永远是投资者，而赔偿的对象却是因侵权行为而造成损失的客体。漏油了，水污染了，因公共事件而受损的民众是确定的赔偿对象；但投资只是企业的逐利行为，既不是施舍，也不是恩赐，即便顺带着推动了地方经济的发展，受益的民众也是不确定的对象，因为财政政策的二次分配不会继续考虑污染事件的“受害者”。说得更直白一点，即便中石油投资推动了大连的发展，其创造的这部分GDP肯定也不是弥补漏油事件的特殊礼物——那么，这对本应属于赔偿对象的特定群体来说，显然有失公允。

　　用市场的逻辑看，每一次具体的交易都不可能是皆大欢喜的。中石油该赔多少，也许没有一个确切的数字，但可以肯定的是，由于其“以投资抵赔偿”，政府从财政预算中单列的赔偿款项，肯定比逻辑上的企业赔偿金要“瘦身”许多；对企业来说，投资是必要开支，何况还能带来不菲的收益，那么，“以投资抵赔偿”一说的实质，其实就是“只有投资、没有赔偿”。这里不免产生两个问题：地方政府为何要掏钱当冤大头？相关企业为何有胆量拒绝赔偿？

　　这两个问题其实指向一个共同的答案：扭曲的政绩观。企业料定地方只要GDP，认准这个“命门”，毋庸质疑的事情都有了斡旋的余地；政府也是情非得已，顶住压力，要完成政绩的任务，就算被企业占了便宜，也万万得罪不起这帮“大爷”。当此之下，民众的权益是唯一可以委曲求全的领域。厘清这个道理，公众就能明白，为什么尽管有英国石油公司(BP)巨额赔偿漏油的先例，但相关方面人士依然认为“与其和中石油坚持下去，倒不如就坡下驴”。

　　有一个细节值得注意：地方部门与涉事企业谈判了，因漏油事件而受损的民众利益认同这个和局吗？“投资抵赔”的结果背后，民众利益又被谁代表了呢？地方部门赢了，因为GDP高了；企业赢了，赔偿金免了——谁输了、且输得无声无息？

　　公众冀望企业能从漏油事件中感受到责任的压力，眼下看来，既无程序罚单、又无赔偿风险的“和局”，不仅充满问号的悬疑，更让公众担心：除了受损的民众利益之外，牛气冲天的“投资抵赔”方案上，会不会释放出更耐人寻味的危险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