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农场职工刘贵夫7日在接受媒体“一年下来挣多少钱”的采访时说，“二三十万”，很轻松挣到，而且政府“白给我们的钱都造好几万”。消息迅速在社会上引起反响，不少声音质疑此老农是否在“吹牛”。而据记者测算，刘贵夫承包土地30公顷，按照每公顷水稻产粮1．6万斤，每斤1．5元计算，每公顷水稻获毛利2．4万元，扣除1．3万元成本，每公顷水稻大约收入1．1万元。去年，刘贵夫种了30多公顷水田，年收入超过30万元。（新华网10月9日）

记者这种算法除了没有计入农业机械损耗维修成本，倒也看不出太大的毛病。按照刘贵夫一家三个劳动力计算，年收入人均近十万，比2010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总收入21033元高出近五倍，确实十分诱人。不过，就算刘贵夫的高收入属实，相较于全国数亿农民，其实并不具备太大的可比性和代表性。

之所以刘贵夫的采访报道一经播出，便招致诸多质疑，是因为许多人基于自己所生活环境的现实判断，无论如何也难以得出刘贵夫这样的高收入结论。其实，刘贵夫的高收入离不开一个重要前提：借助现代化的农业机械，实现规模化的大面积种植。刘贵夫承包耕地多达30公顷，平时仅需他和儿子两人打理，这在全国许多地方近乎天方夜谭。

截至2008年12月31日，全国耕地面积为18.2574亿亩。而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显示，全国农村共有5.31亿劳动年龄人口。这也就是讲，全国农村劳动人口人均耕地面积仅3.4亩，许多省份甚至更少，这还不考虑山川丘陵地形和气候等制约农作物收成等重要因素。可以肯定的是，耕地面积越少，成本自然越高，种田也就越发不划算，生产力改造更是遥遥无期。正是因为种田赚不到什么钱，耕地抛荒现象屡见不鲜，愈演愈烈。一些地方虽然针对抛荒现象立规祭出惩戒措施，却收效甚微。

由于从事纯粹的农业生产收入增长乏力，大量富余劳动力不得不远走他乡务工求生。实际上，打工已经成为许多农村家庭重要收入来源，工资增速直接影响到一个农村家庭收入的福祉。一些媒体曾慨叹农民工二代不愿回农村，却很少将目光投向农业生产收入的低增长。

刘贵夫与全国大多数农民处于两种截然不同的生存环境，他能靠农业生产赚大钱，自然得益于党的政策好，但这并不意味大多数农民就可以照本宣科，重复这一致富路径。实现农民增收，还得看主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