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化解公民的不安心理，执法部门不能强求公民自行改变心态，而需要从执法细节入手。一句话、一个眼神看似无关紧要，但人们对行政执法的评判往往就藏纳在这些细节当中。

　　修改后的居民身份证法扩大了警察查证的范围，规定在火车站、长途汽车站、港口、码头、机场或在重大活动期间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规定的场所，需要查明有关人员身份。

　　对于立法扩权，公安部门表示不会导致查验权力的滥用。但是，民间的担忧情绪依然隐约可见。不难理解，这样的焦虑首先源于我们平日里对警察权力的直接印象，源于对“黄碟案”等诸多个案凸显出的执法现状的认知，正是在现有执法权力尚未获得公众完全信任的情景下，每一次立法扩权都会招致民间的担忧。

　　现代国家，警察权可谓最具暴力色彩的行政权力，立法由此面临两方面的利益平衡：既需要对这种公共强权保持足够的警惕，设计严密的监督和制约机制；又要根据社会管理和公共安全形势需要，视情增设新的执法权力和管理手段。就后一点来说，社会转型期的治安环境日趋复杂，赋予警方在一些重要场所和重大场合查验公民身份证的权力，确是保障公共安全的需要。

　　问题是，在尚未形成对警察执法权全面有效监督的语境中，立法扩权容易带来执行中的滥用危险。原有查证执法面对违法犯罪嫌疑人、实施现场管制、发生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突发事件等情形，相对来说其执法对象和条件都比较明确，如今这种执法权延伸至一些公共场合，客观上存在选择性执法情形，因为警察不可能把公共场合里的所有人都查一遍，此时依据什么标准确定执法对象，执法需要遵守哪些程序，被查公民不配合怎么办，公民受到不当查证如何寻求救济等，这些操作上的细节更受公众关注。

　　对很多公民而言，无辜被要求查验身份证，多少有种被怀疑的感觉，让人感到自身权利的不安，甚至认为受到了不公正对待。抽象的立法难以考虑这些细节，要化解公民的不安心理，执法部门不能强求公民自行改变心态，而需要从执法细节入手，比如确立一视同仁、公平公正的执法态度，执法时采取更为人性化的方法手段。一句话、一个眼神看似无关紧要，但人们对行政执法的评判往往就藏纳在这些细节当中。如果抱着我的地盘我做主的心态，动辄从后面粗暴抓住他人衣领，要求出示证件，立法赋予再小的执法权力，都会令人产生抵触情绪和不信任感。

　　因此，扩权后的执法部门，能否保持公权谦抑的良好姿态，时刻谨遵执法的自我节制，不仅关系到立法扩权的意图能否实现，更关系到执法能否寻求到公民的有效配合，进而关系到执法部门的公信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