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对于煤炭的开采与环境保护，我们现在面临哪些问题？
   

      张思锋：考察煤炭开采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我们的结论是防患于未然是关键。
   

      陕西是一个老的能源基地，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铜川、韩城、蒲城、白水、澄城等地就开始了成规模的开采，但是由于经费、时间、观念等一系列的问题，这些地方当时没有采取太多的事先预防措施，造成了地面塌陷、植被破坏等诸多无法弥补的损失，以铜川为代表的老矿区已经成为能源枯竭区，事后治理需要大量的资金，发展面临诸多困境。
   

      不仅是这些老煤炭基地，榆林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进行大规模的煤炭开发，现在的开采量更大，对环境的破坏也已经显现：首先是植被、农田的破坏；其次是地下水位的下降，榆林虽然年降雨量不大，但由于是沙漠地带，地表径流不多，更多的雨水储存到了地下。上世纪90年代，我到榆林考察，在沙漠中挖三尺就能见到水。现在由于大规模的煤矿开采，沙漠下的防水层遭到破坏，造成地下水渗漏严重，水位急剧下降，现在打上二三十米也难见到水。榆林的十几条河流以前虽然流量不大，但是常年有水，现在也由于地下水位的下降，一些河流几乎常年断流；第三是地面裂缝、塌陷越来越厉害，地面裂缝长的有数公里，地面塌陷伴随的必然是地面建筑物的破坏。
   

      因此，处理开发与保护之间的关系，我认为在煤炭开采之前采取一系列的环境防护措施是上策，开采过程的生态补偿是中策，破坏之后再治理是下策。采取措施越晚，损失越大，费用越高。但是由于多方面的原因，煤炭采空区的环境保护和治理面临诸多难题。

   
      记者：能不能具体说一下？
   

      张思锋：抽象的重视，具体的无招是煤炭采空区环境保护面临的尴尬现状。具体来说表现在几个方面：首先是煤炭资源开采权问题，现在的煤炭资源开采权分三级，最大的一部分属于央企，其次是省市政府，县级煤矿也有一部分。煤炭资源开采权的多层性带来的是管理体制不顺。由于企业多头管理，央企归中央管理，省企归省上直接管理，市县级企业由市县级管理，而环境的影响最直接的却是煤田所在地，农民的房子倒了，找谁去，不知道。煤炭采空区的环境保护第一推动力应该是政府，具体到国土和环境保护部门，但多头管理下，地方政府及其管理部门的作用有限，对央企、省属企业的监管更难，企业认为给政府交过资源补偿费，环境的治理已经与他们没有关系；同时，由于法律政策不健全，又很难找到直接补偿的标准，从全国看，表现为政出多门，国家层面的相互矛盾，文件和文件打架，操作性不强，各地标准也不相同。我现在就正在做生态补偿标准法规的梳理，之后将提出一些立法建议，统一的立法是当务之急。

   
      记者：面对这些现实问题，我们应该采取哪些措施？
   

      张思锋：由于矿区所处的阶段不同，对于环境的保护和治理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多管齐下。
   

      以铜川为代表的老煤炭基地亟需治理。德国鲁尔工业区煤炭采空区的治理经验值得借鉴。鲁尔工业区是欧洲传统的煤铁工业区，长时间的挖煤、炼铁、发电、修铁路带来的结果是环境的巨大破坏。上世纪70年代开始，德国下大力气进行治理，把煤炭采空塌陷区改造成若干人工湖，同时引进现代工业，现在的鲁尔工业区不仅环境变得非常漂亮，也成了一个现代化的工业区，成功实现了经济转型。
   

      榆林等正在开采的能源基地要按照谁破坏谁治理的原则，确定科学合理的能源补偿费收取标准。2009年我曾在榆林做过调研，计算出榆林采一吨煤需要收取27.3元的生态补偿费，这只是生态补偿的费用，不包括生态的修复，榆林采一吨煤的环境损失费至少是60元。如果能够将这些生态补偿费全部收取起来，按照当年榆林的煤炭产量计算，能够收取103亿元，可以用于土地治理、植被恢复、居民的搬迁等很多事情。
   

      新建矿区要防患于未然，在能源开采前就做好相应的规划。总的来说，煤炭区的环境保护问题责任重大，所要走的路还很远。其中，立法最重要，然后是科学的环境保护体制机制的建立，加上领导和各级政府部门高度重视，将环境的影响降到最低完全能够实现。

来源：陕西日报

编 辑：一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