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关于“丈夫目击妻子被强暴”案的报道频繁见诸媒体。

　　消息最早以《妻子遭联防队员毒打强奸 丈夫躲隔壁“忍辱”一小时》为题进行报道。新闻中，联防队员的野蛮与“最窝囊丈夫”的懦弱，构成了巨大的新闻冲击力。随后各类报刊、网络纷纷转载，将“世上最窝囊丈夫”等字眼直接列在了新闻标题或摘要中，媒体对受害者一家也展开了强烈的采访攻势。在这些追访中，案件有了进展，处理开始启动，但呈现给公众的一些细节却让人深感不安。

　　从媒体提供的新闻画面中可见，已有精神失常迹象的女受害者王娟（化名），在家中被媒体堵截。面对媒体的长枪短炮，她蜷缩在床上，用毛巾紧捂住脸，侧身避挡着镜头，而紧挨着她的，至少有四家电视台的采访话筒对着她。另一图片中，好心人前来看望受辱丈夫杨武（化名），杨武跪地接钱、感激涕零，画面几乎特写般地定格在了这一刻。

　　他们未成年的女儿，也被暴露在镜头之下。镜头对准女孩侧面，没有做任何模糊处理，也未给予这个孩子必要的隐私保护。父母的悲苦，硬生生地将孩子也拉入进来，一家人的不幸被强制地、毫无尊严地暴露在了亲人朋友，甚至公众社会面前。

　　媒体为何要选取这样的细节？介入受害者懦弱和悲痛的深处，探究一起极端事件的深层背景与详情，这是不是必须？

　　应该说，媒体的报道产生了积极的作用，真相得昭彰、恶行被谴责、正义被呼唤、法律程序启动，但媒体的迅猛聚集，以及从受害者那里得到的一手的、快速的、“丰富”的信息，也让人悲凉。

　　新闻是一个技术活，新闻还被视为一种产品。这种产品经过采访、写作、编辑、出版或播映的流水线，事件、故事乃至个体生命成为原料。在专业技术领域，一个新闻会被认为是佳作，但它所呈现的过程很有可能面临巨大的伦理或价值争议。比如记者为拍摄一个“决定性瞬间”，以绝对冷静的旁观者身份目睹一起不幸甚至悲剧的发生，这样的例子所在多有，引发新闻专业主义与人本主义的深层讨论。

　　真实被认为是新闻的第一要素，没有真实，新闻也就失去了它的生命。但杨武悲剧让我们看到更为复杂的问题。聚焦这个悲剧的媒体及新闻人，前往悲剧的发生地，接触当事人，正是基于新闻真实的底线和立场，但让人无奈的是，这种真实的反面恰是某种残忍。在新闻判断上，这无疑是一个应该报道的事件，大家都去，你去不去，去了怎样报道，这样的权衡未必容易。

　　值得反思的问题是，面对这个家庭，是悲剧的当事人愿意表达，还是媒体暗示性地“引诱”、“逼问”、“激怒”他们表达？他们是只存在新闻价值的关注对象，还是一个承受着巨大痛苦因而更应受到尊重的人。当新闻人拿着采访笔记和录音回去，开始一如往常的熟练采编操作时，可能不会想到这个家庭在承受什么。

　　新闻报道历来存在尺度、界限之说，它们不只存在于一些敏感报道领域，也存在于个人生活领域。如果前者是因为个人不可抗的巨大强制，后者则主要系于新闻人自身，那些排除新闻专业主义之外的东西。

　　这是我们的态度，也是我们的反思，我们不是在旁落于新闻人这个命运共同体之外横加指点，道德狂飙，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