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实说，“农民工在城市依然缺少国民待遇”不是个新鲜的判断，但引起了公众和舆论的关注，原因何在？一方面，这是对农民工遭遇社会现实的真实反映，另一方面，则表明解决农民工国民待遇问题仍是任重道远。

　　农民工在当下几乎成为了一个特殊的阶层，以农民工身份进入了城市，但无法真正融入城市，成为生活在城市的边缘人，同时这种特殊的身份使得农民工享受不到与城市市民同等的权益，受到不公正的国民待遇。事实上，在不少人的意识中，缺乏国民概念，只有城市人和农民的概念，更很少考虑到农民工的国民待遇问题，其最终后果就是社会越来越麻木对待农民工的国民待遇，农民工的权益越来越得不到有效维护。

　　进一步说，“农民工在城市依然缺少国民待遇”并不仅仅与农民工有关，更与你我、与整个社会有关。从现实来看，由于制度不公正，无法将农民工的利益与城市化发展有机地结合起来，最终结果是在农民工被边缘化的同时，农民工个人风险己在不断累积并逐渐演变成社会风险，可能对整个经济社会健康发展造成巨大负面影响。正是在这一点上，没有人可以漠视农民工国民待遇问题。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要一点在于农民工农民工缺乏参与制订游戏规则的权利。尽管社会承认农民工为城市作出了贡献，但没有机会参与社会政治生活，没有能力维护自身权益，甚至成为城市社会中的沉默阶层。不仅缺乏对城市的话语权，而且没有掌握对自己利益相关的社会事务的发言权，没有合法的、制度化的利益表达渠道。

　　种种事实表明，农民工所遭遇风险的普遍性正在成为当下社会问题与社会风险累积的生成条件。而这与农民工遭遇的制度性歧视有关。农民工所受的不公正待遇，多是由于国家在制定制度和政策时没有考虑农民工的权益所引起的。农民工与城市市民在权利和义务的分配中处于不平等的地位，并使得制度性歧视成为了一种客观事实。日益边缘化的遭遇使越来越多的农民工出现了对城市社会的认同危机。

　　可以说，农民工国民待遇缺失根源在于制度不合理、不公正。有关农民工的制度若是不能得到公正安排，那么农民工的国民待遇缺失就不可能改善。有了公正的制度安排才能有农民工的国民待遇。并且，在社会出现结构性分化和一些利益集团已经形成的社会现实面前，审慎对待农民工国民待遇问题已经刻不容缓。

　　归结到一点，农民工的社会权益缺失和国民待遇问题属于制度化贫困。无论是从制度安排，还是制度运行环节，对农民工的歧视与排斥是似乎都得到制度和社会习惯的认可、纵容，一句话，制度的不合理、不公正导致了农民工社会权利的贫困，制度性社会排斥导致农民工权利最易受伤害。因此，应从改变制度不公正开始来解决农民工国民待遇问题。

　　当下社会应增强个体对自己作为平等公民的理解，而不是让个体或一些群体感到被贬低和被侮辱。因此，给农民工国民待遇，既要要辩护更要制度公正支撑。（朱四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