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起由72吨炸药爆炸的突如其来，是贵州福泉爆炸展现给围观者的时代场景。11月1日，福泉一家公司两辆汽车从湖南运送炸药前往贵阳，途径福泉市马场坪匝道口修理厂时发生爆炸。初步调查，两辆汽车上共装有炸药72吨。后续消息显示，截至当晚10时许，事故已经造成8人死亡，约300人不同程度受伤。（11月2日《京华时报》）

       那些不忍被回望的惊心时刻，我们切身感受到危险是怎样真切地潜伏在自己的身边：“当时一声巨响，远处一辆大车燃了起来，十多秒后，又是一声巨响！转眼间，附近收费站的亭子就飞了出去，一排等待加油的车辆只剩下框架”；李先明正在店铺门口，被巨大的冲击波冲进屋内，因伤势过重救治无效死亡；孙立德路过爆炸现场去山那边的责任田干活，不成想发生爆炸，就此遇难……

       两辆长途运载巨额重量炸药的汽车，本应该得到最“万无一失”的安全保护，结果却在光天化日之下催生了几乎摧毁周边一切式的伤害，是安全本身就在漠视之中？在最后的事故调查结果还没公布之前，我们不想妄作结论。但这一事实带给我们的惊骇无疑值得深思。与其说这起爆炸事件表现了安全意识疏忽后的极限后果，不如说它是一个风险社会的隐喻。而我们每个人，都无法成为风险社会的旁观者。

       关于风险社会，德国著名社会学家乌尔里希在他的同名书中曾经这样描述，现代社会就是一个风险社会，人类正生活在文明的“火山口”，“正像19世纪现代化消解了封建社会的结构并且产生了工业社会，今日之现代化正消解工业社会并且正在产生另一种现代性。”正因为如此，工业社会的中轴原理是分配财富，分配好处；而风险社会的中轴原理是分配坏处，分配危险——换而言之，相比于传统社会的封闭特点，现代社会的开放性、流动性、匿名性带来了新的机会外，也容易衍生出集体性的风险。

       当更多人的命运与那两辆装载着危险的汽车联系起来，它无疑已经是现代性风险社会受害的标本。福泉爆炸如何发生？在它的背后，或许有着层层细节失误的累加。炸药出厂的安保措施是否严格遵守，运载途中层层路口是否履行了基本的检查职责，而汽修厂里的修理过程，又是否存在着致命的细节？一切尚未清晰，但一切又都与之无法脱离干系。没有无缘无故发生的爆炸，除却那些自行的动机，在任何一起突如其来伤害身后的，都存在风险的转嫁。而现代交通的便利，群居的特点，更是让转嫁以辐射开来的方式运行。

       这是福泉爆炸发生的深层次缘由，也是这种宏观风险可能带来的巨大挑战：置之于现代的语境中，熟人社会的结构体系被瓦解，人与人的关联是时刻存在的，打破了时间与空间的沟通与往来也越来越频繁。正因为如此，那些微型的风险可能是无法被发现的，而于流通中，一旦它们汇集成宏观性、社会性的风险，往往结果是惊人的，甚至难以找到单一的承担主体。在一个集体的社会运作体系下，所有人相互左右，我们的命运可能被他人掌握，我们也许同样把握着他人的命运。这就是现代社会宏观性风险中巨大的“黑洞”。

       不妨这么说，贵州福泉那场席卷过中餐时分的爆炸，以及它留下的吓人的深坑与废墟，很像一个意味深长的昭示：我们其实都在同一个风险社会里，如果一个人漠不经心，那么所有的人都不会安全。我们需要关注这场惊险的爆炸，更要看到其背后风险发生的链条——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谁都不是福泉爆炸的旁观者。而按住那些引发大风暴的蝴蝶之翼，显然需要更多人日常的警醒，与自觉提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