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曾认为《水浒传》的要旨是“为市井细民写心”。《智取生辰纲》是其中最为精彩的回目之一，施耐庵确实是摸着老百姓的脉走的。他深知同样是抢劫行为，假若晁盖等人智取了一个低保户的最低生活保障费，看官会齐喊：该杀！若换一个抢劫对象，比如说贪官县令，把他送给老丈人的四千万钱的寿礼给劫了，看官则像过节一样开心。

　　盗非善类，这是不争的共识。但“盗亦有道”似乎总有附和之声。过去的正传野史里，都有许多“只偷官家，不伤贫贱”的记载。老百姓对专跟贪官过不去的强盗赞许有加，称之为侠盗、好汉。“生辰纲”即是腐败。

　　官员的不义之财，劫之能获得道义的支持，因此施耐庵才让刘唐、公孙胜、晁盖等人一再理直气壮地说出“此等不义之财，取之何碍”之类的话来。

　　人们涂抹在智取生辰纲上的“正义”油彩，是建立在搜刮生辰纲的“不义”之上的。不过从《水浒传》的描述来看，他们劫夺生辰纲却完全没有劫富济贫的意思。行劫前吴用有言在先，“聚几个好汉向山凹僻静去处取此一套不义之财，大家图个一世快活。”公孙胜也对晁盖说，“此一套富贵，不可错过”。由此说来，他们只是劫“不义之财”以遂其私心。

　　老百姓一方面出于守小家的思想对于盗贼有着本能的排斥，一方面又因为对时弊的不满和无奈而对涤荡障碍的侠客有着天然的依赖。当“侠盗”被老百姓从偷盗业里剥离出来，被贴上诸多精神标签，“侠盗”这个特殊的阶层，自然而然地成为盗贼们睹之夺目的名片。从《唐传奇》一直到《水浒传》《三侠五义》，盗贼身上的那种官方认定的反动基因，普遍为大众所理解并接受，拥有了更长久的民意基础。

　　社会在发展，法律制度在不断完善，“侠盗”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而在现今一些雷人的贪官现形中，往往带有天方夜谭式的色彩，经常冒出类似小偷潜入某某官员的官邸，盗得财物多少多少，因而引起纪委、检察部门的重视，顺藤摸瓜，终使赃官“浮出水面”的事情。这些令人啼笑皆非的人间轻喜剧每每上演之后，都不乏一种赞许的掌声：如果不是这个盗贼，还真难得发现这个贪官，褒奖这样的盗贼，或许能开辟一条反腐的新通道哩。

　　远的不说，就在上月底，网络传出山西焦煤集团董事长白培中家中被劫的消息。据称，其妻当时谎报被抢300万元，但犯罪嫌疑人被抓获后，证实被盗钱财物品总价值近5000万元。《新快报》的报道称，已从山西警方高层人士那里证实：确有此事，两案犯已抓获归案。而另有接近山西省纪委的人士表示：此劫案发生后，白培中曾专门到省纪委，接受询问谈话。

　　家庭财产的多寡并不能成为判定官员贪腐与否的唯一标准。白培中这位国企负责人的财产究竟是先人遗产，还是亲戚朋友的馈赠等，是否为家庭的合法财产尚不得而知，一切有待于有关方面对事件后续的调查结果。但按照国企高管正常工资标准来比照，加上被盗者的特殊身份，以及面对网上沸沸扬扬的各种议论，当事人白培中、山西焦煤集团及太原警方均“不予回应”，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涉嫌财产来源不明和官员的贪污腐败。

　　这则新闻一发布就受到网民强烈的关注，几大网站的跟帖铺天盖地，某门户网站当天就此新闻参与互动的网民高达13万人次。网友的评论几乎没有对被盗者的同情和对小偷的谴责，而是近乎一边倒地认为窃贼“功劳甚伟”，不少网民甚至称窃贼为“侠盗”“义盗”。网民对窃贼报以掌声，并非源于对失窃官员的情绪化偏见。白培中妻子报案时就低不就高，明显有悖常理，如果钱财来路正当，被打劫了有啥不敢说的呢？

　　据称身为小区保安的劫匪在得手后公然开着白妻的奥迪车逍遥而去，连车牌都不换，根本没有隐藏。这颇有一些侠士的风范，其实不过是料定了被盗的白家不敢报案。至于其戏弄白家是为了哪一宗，都算不得“高尚的匪徒”（霍布斯鲍姆《匪徒》），本质上乃鸡鸣狗盗之辈。虽然每个侠迷的心中有一个梦：“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然而除了武侠小说家的杜撰，有史以来又有哪一个“侠盗”能攀上这座高峰呢？

　　“侠盗”情结的存在，是特定社会环境中的特殊产物。分配不公、贫富悬殊、法治不彰，民众渴望公平正义，或许真是理想难以照入现实，才让这种“泛好汉”认知大行其道。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侠盗”本身代表的就是人们心中最原始的“法律”，一种隐性的“暴力复仇”原则。异口同声地将犯了官家的窃贼捧为“侠盗”，不过是反腐情愫的梦幻表达。

来源：荆楚网

编 辑：一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