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大冶市出了一对“信义叔侄”，去年12月30日，包工头王怡才在和叔叔给工人结工资的路上遇车祸双双身亡，为了让从不拖欠工钱的叔侄二人清清白白地走，王怡才家属在灵堂为前来拜祭的工人发工资，并在此后的12天里，结清了35名工人的35.474万元工钱。（2月9日《人民日报·海外版》）

　  去年春节，因哥哥孙水林在给农民工发工资的路上出车祸一家五口遇难，弟弟孙东林强忍悲痛，兑现了哥哥对农民工春节前拿到工资的承诺，“信义兄弟”的故事被多家媒体聚焦，并被湖北省话剧院改编为话剧。现在，“信义叔侄”家属所做的事，再次验证了“信义”在民间的力量，让人们感动的同时，也带来刺痛感。

　   “信义叔侄”继“信义兄弟”成新闻人物，着实拷问了社会的信义问题。单就工程建设行业而言，“信义”已经成为日趋罕见的词汇。媒体曾报道，去年12月海口市两打工者在向包工头讨要工钱时，包工头不但不给钱还口出狂言，“去劳动局告啊，没事的”。今年1月底，河北农民工刘德军“服毒讨薪”却依然遭拒，救治无效后去世。

　  非法用工和恶意欠薪等行为，为包工头这个职业抹了黑，正因如此，那些讲信义的包工头，才会成为被推崇的品质人物，但这也恰恰说明了他们在行业乃至社会中的稀有性。对讲信义者的报道，能提升包工头的群体形象吗？

　  这显然只能是良好的愿望，杜绝行业潜规则，健全工人薪酬的发放机制，强化对工程转包的监督，用制度约束工程承包的各种猫腻，才能从整体上让包工头不再是负面词汇，或也能降低或避免“信义兄弟”、“信义叔侄”悲剧的发生。

　  “欠债还钱，天经地义”，这是曾在民间根深蒂固的常识，如今却有被抛弃的趋势，“信义精神”得不到继承，是这个常识遭到根本性破坏的原因所在。在一诺千金的传统信义还没完整过渡到一切以法律说话的阶段，出现讨债者与欠债者身份倒置的现象是必然的。

　  在“信义精神”泯灭、诚实和正直等品质也逐渐稀少时，“信义叔侄”和其他的守信者，一道用自身的遭遇书写了让人震撼的惊叹号。但是，希望这样的悲剧不要重演，也希望每个守信者都能得到同等的回报，如此，诚信社会才有望重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