煤矿下井人员佩戴的安全帽，一般有三种颜色：红色、黄色、黑色。当然这是有一定讲究的：专职安检人员、基层单位的区队长、机关科室管理人员及矿级领导干部都佩戴红色安全帽；瓦斯检查人员佩戴黄色安全帽；一般工人佩戴黑色安全帽。

 

　　笔者拥有佩戴安全帽工龄三十余年，而后二十年只戴了一顶安全帽，其中十年有资格佩戴红色安全帽，但笔者并没有戴过一天红色安全帽。为此，相关人员都“批判”笔者是把自己混同于一般老百姓。笔者则掰着指头应辩道：一是如人饮水口渴不渴只有自己知道，我等佩戴安全帽合适不合适唯我知道。二是二十余年佩戴一顶安全帽，可为企业节省数百元的劳保开资。三是佩戴黑色安全帽可以起到“便衣警察”的角色。尤其是这后一条使笔者感受颇深。

 

　　一次，全矿安全大检查，先前跟随矿领导的多名科室科部长，都以这样或那样的借口离队走了，唯独笔者实在是找不出任何借口，只能痛苦的忍受着头头的语言折磨，跟随领导对途径工作现场进行全方位的检查。我们走进一个硐室，值守人员上前应付头头的询问，我先走几步来到里侧，见一个工人靠在设备后正在睡觉。依据企业的特殊规定，在井下睡觉，轻则罚款三五百元，重则千儿八百元不等。我轻轻的在睡觉工人的屁股上踢了一脚。然而，对方抬眼看了我一下，嘴里嘟囔了一句什么，便再次睡去。对方的举动使我恼火直冲脑门，就在脚上加了几分力气再次踢向他的屁股，痛的他像弹簧从地下弹了起来，握着拳头要和我决斗，然而，瞬间又像一只脱兔，转身撒腿冲出硐室后门不见了踪影。他蔑视我，我就狠踢他的屁股，他重视我却被狐假虎威的我把他吓跑了。说不准他挨了我的脚踢还要感谢我呢，说感谢是句玩笑话，不过在井下睡觉挨踢却会使他牢牢记住的。

 

　　那天，去包保单位工作面检查，一来回跑了近五千米的巷道，汗水把绒衣都给湿透了，担心在大巷里被冷风吹感冒了，就拐进变电所歇息。期间，在和变电所值守人员闲聊的过程中，见变压器后面地下铺着扯开的纸箱，纸壳上放着一件旧大衣。我问对方打地铺就不怕被戴红帽子的发现而受罚？对方狡黠地淡淡一笑说：对于戴黑帽子的兄弟们进变电所不存在任何问题，对于戴红帽子的单个游兵散勇，包括球不敌的领导，我就按“机房重地，闲人免进”的制度规定执行，把他们一个个的都拒之门外。对于“铁面孔、铁手腕、铁心肠”，敢下硬差的矿领导和安全大检查人员，我们早已结成统一战线，从井口到工作面沿路都有“消息树”，不等他们来提前都收拾干净了。这点事要是被领导逮住了，那才是脑子被驴踢了。我又问就不怕被戴黑帽子的“便衣警察”给逮住？对方无不诙谐而又夸张地说道：现在的人漂浮的就像回风巷里积攒了三年的煤尘，敢见火星就爆炸；就像干旱了三年的土路被木轮车碾压泛起的溏土，见动静就呛人；你能让戴红帽子的人戴黑帽子？恐怕比从他们的肋条上刮肉还难。他们恨不能自己给自己的头上插两个锅铲（旧时官员帽翅）。你看我像便衣吗？对方乜斜我一眼说：以你这势这刚进来屁滚尿流的狼狈像，像个小组长，充其量是个提前上罐的大班长。对方的话让我在心里几乎笑晕过去。

 

　　因为没有具体的工作量，笔者下井喜欢独往独来，边走边看；遇事插言，遇活帮手；无拘无束，很是自在。一次，笔者赶在井下工人交接班时间下井（这个时间比较容易发生“三违”），正在系统巷道里行走，见五六个工人围着一辆矿车。赶上前发现因为矿车内装的设备超重，加之轨道是慢上坡，工人们推不动了正停下换气休息。见工人们缓过劲了，笔者便帮他们一起推设备车。我们将要筋疲力尽时，偏又遇到一处不合格轨道接口，车轮掉进轨道接口里，大家再也推不动设备车了，只好再次停下换气休息。这时，有几盏矿灯晃晃悠悠的向工作面方向走来，不知谁说了一句：都是戴红帽子的，快推车走吧。另有人接到：我就不信戴红帽子的敢把干活的球咬掉。说话间，几个戴红帽子的人已经走到近前。笔者一看是矿上的几个头面人物，就在笔者犹豫着和头头们打不打招呼时，一个工人突然喊起了劳动号子，其他工人习惯性、本能地把各自的手搭在了车帮上，但并没有使劲推车的举动。同时，一个头头鼓动大家道：加把劲，再往前推一二十米就该下坡道了。而工人们并没人接茬，几个头头脚下一步也没停聊着他们感兴趣的话题继续向前走去。等头头们走远了，一个工人疑惑的问他们的班长。老班，大家都没准备，你咋突然喊开了号子，是被戴红帽子的给吓傻了，神经错乱了？班长回应道：你知道个球。咱这设备车卡在道接口上推不动，又不好意思直接说让人家头帮咱，我这是引蛇出洞、唐伯虎点秋香——通过喊口号勾引戴红帽子们的良心发现，自觉自愿的帮咱们一把。没想到人家的定力好生了得，就是不上咱的当。惭愧惭愧呀！惭愧的我想买二斤棉花碰死。

 

　　笔者再次被工人们的睿智和语言魅力所笑晕。

 

　　安全帽的红黄黑颜色设计，其初衷不该是矛与盾、猫与老鼠、警车鸣着警笛抓毒贩这样的效果吧。

 

本网通讯员：贾会敏

编 辑：晓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