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酉阳县发GPS手机监管官员8小时外的生活，要求他们24小时开机，接受跟踪监督，购机费和通话费按相关规定由县财政统一支付。据介绍，采取这种不定时抽取的方式，先对被跟踪者进行GPS定位，再通过电话叫官员报告行踪，如果发现谎报，将按相关规定进行重处。（4月11日《重庆晚报》）

　　对领导干部实施精细化管理的思路，值得认可。但是每年增加170万元财政支出，只为监控领导干部的行踪，而该行踪，很多时候还可以打马虎眼。这种高成本、低回报的监督模式，带有多少科学性和可操作性，值得商榷。

　　很多官员的腐化堕落，都是从8小时之外生活开始的。有效监督官员生活圈，对于预防和惩治腐败，善莫大焉。但需要强调的是，这种监督机制和体制的实施主体，应该是全体公众，而不能仅靠纪委、监察等有关部门。实际上，近年来，中央关于规范和监督基层官员生活圈的党纪政令，接二连三，但遗憾的是，很多到最后都沦为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一纸空文。这是为什么呢，最根本的原因，还是监督体系带有很大的狭隘性和局限性，没有完全置放在阳光底下，接受来自民间的质疑和批评。

　　具体到酉阳县GPS手机事件中来，每位官员行踪一目了然，这仅是对组织负责，而不是对公众负责。此外，在现实运行中，由于很多官员反对，视频监控内容被取消，只能根据信号进行方位测定。这样，就很大程度上弱化了监督功能。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比如说有官员在公款吃喝，当有关部门通过GPS锁定其大致方位时，再电话对其进行询问，而官员完全可以迅速撤离酒桌，到外面以各种理由、轻而易举搪塞过去。如此一来，GPS手机一年上百万元的费用，就打了水漂，这无疑是公共财政管理和使用的一种失职、渎职。

　　还有一个细节值得推敲。既然是党内监督，那就应该人人平等，不搞特殊。而酉阳县的GPS定位对象，却将书记、县长排除在外，这既宣扬了“特权”思想，也影响了监督的公信力。

　　官员生活在民间，其8小时之外在干啥，公众最有发现力，也最有发言权。就在几天前，广州一位市民看到警车送孩子上学现象，当即批评驾车者，谁想竟遭致对方破口大骂，市民随之向有关部门投诉。很快，有关警察做出书面检查，单位领导登门道歉。这起案例就很有代表性，充分说明，只要赋予并保护好公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就是最有效、最经济、最科学的GPS。届时，官员就如同跳进了如来佛手中的孙悟空，其一举一动、一招一式，尽收组织眼底，这岂是一块3G手机所能比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