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亳州市利辛县国土局胡集中心所原所长周文彬，在微博上直播了去亳州市纪委“自首”并检举曾向上级（利辛县国土局局长于强等3名局领导）行贿一事。（4月14日《中国青年报》）

　　明白了周文彬自首的内容，以及他要举报的人，就不难体会他在出发那一刻“一颗忐忑的心朝着不可预料的未来”的那种感觉。同为安徽官员，周文彬应该知道阜阳“白宫”案，知道因为举报“白宫书记”而蹊跷死于狱中的李国福。所以周文彬说他没敢把自首的决定告诉家里任何人。

　　周文彬与其说是微博直播自首，不如说是直播举报，他是想借助微博的力量，将举报放在众目睽睽之下，既给接受举报的部门施加压力，也为自己赢得更多的胜算，就像民工跳桥讨薪或开胸验肺，只为赢得更多舆论关注一样。微博直播举报，相比传统程序举报算是一种形式创新，官员为举报上司不得不借助形式创新吸引关注，这和民工为讨薪不得不持续形式创新在本质上没有区别，都透着一股悲凉。

　　周文彬将举报行为看作“赴死”一般的艰难和忐忑，是周文彬小题大做、自己吓自己吗？显然不是。举报者的热脸贴上的却是接受举报者的冷屁股，这种现象实在太多了，比如举报信可能马上就到了被举报者的手里。某种意义上，周文彬是在赌博，赌的是在微博的传播下，僵化的监督举报程序能否重新正常发挥一次功用。

　　对于反腐败来说，积极鼓励内部人举报无疑是有力的遏制举措。但是，因为对举报人的保护非常不力，很多人就是想举报也不敢举报，于是就形成了一种逆向示范效应。我们还不清楚周文彬为何要自首行贿并检举上司，但这注定不会给更多人增添举报胆量，他只能“成为另类”。

　　一个亟待回答的问题是：周文彬们何时才不必抱着“赴死”的忐忑去举报？微博直播的力量，远远不及法律的保护，周文彬微博直播举报，其实正是对《举报人保护法》的强烈呼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