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近日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我国有望年内实现申领驾照时进行器官捐献意愿登记。届时，居民在申领驾照时将对万一遇到车祸等意外情况死亡后，是否愿意捐献自己的器官以及捐献何种器官作出选择。

　　应该说，这是国家力促道德善意的勉力前行，更是为有效救死扶伤改良途径，然而，这样的努力，既受着传统文化“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死要全尸”的抵触，还全方位考验着国家如何立法扶善、依法行善、驱德向善。

　　传统伦理道德将死无全尸、无葬身之地，当作咒语，这妨碍着器官捐赠及殡葬改革。少数有捐赠意愿之人，将纠结于传统信仰难敌，亲友熟人圈子评价压力难抗。这与西方“来自尘土，归于尘土”的肉身认同、原罪文化等不同，在这样一块坚硬无比的传统文化面前，民众的器官捐赠意识迟迟不肯觉醒。

　　法规缺失、宣传不力，是器官捐赠效果不显的软肋所在。民众一是不知道器官捐赠是怎么回事，二是对捐赠忧心忡忡，器官如何收集？如何分配？如何保障公正？如何规避人体器官紧缺带来的商业化谋利？包括哪些可以活体捐献、遗体捐献需具备什么条件等等。捐赠的不公开透明，加上其他慈善捐赠渠道的丑闻频出，也让本就倍受冷遇的器官捐献更是雪上加霜。中国一般是红十字会组织承担着自愿器官捐献咨询和登记等工作，但由于相关法律法规的“空白”，民众与红十字会之间，还无法有效“牵手”， 美誉度公信力都还不够的医疗行业机构与慈善组织，没有做出足够让人信服的成功例子可参考。而国外多为独立的具备公信力的NGO介入这一块，其法律细致让捐赠严格而又严谨，做到了全程透明，所以，德国、瑞典、美国等国家的器官捐献工程能有条不紊、按部就班地进行。

　　在公众爱心培育的基础上，生命伦理、医学科技政策都应有一整套完备的制度，以利益奖赏可仿立木取信，给出合法公益捐赠的受惠样本，以及对非法利用器官牟取暴利滋生犯罪的打击样本，甚至以民为本的民生执政强调、藏富于民的财产分配改革等综合发力，尤其针对器官捐献者要给出具体回报补偿政策。社会慈善不能做成哪个有钱哪个就牛气，不能搞有钱可买一切、塔基服务塔尖、赢者通吃，其捐赠链最主要的受益群体，当是那些急需救治的弱势人群。同时，器官捐献者及其亲友要能享受到精神与物质的双重报偿，以“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努力给出标杆指向意义，为讲求实惠的民众心理主观上产生足够的诱惑，客观上大大提升社会上舍己为人的道德水准，更利于在社会如何形成慈善风气，让器官捐赠受到从主流政治体系到坊间文化的认同与强化，让国家善心结出善果。 （梁江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