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海建 教师

佛山市公安局局长杨建华称娱乐场所、桑拿按摩都要安装摄像头，他表示：“在公共场所哪有隐私，如果公共场所有隐私那就是‘流氓’，公共场所有什么隐私，既然大家都能够见得光的有什么隐私呢，这些都是奇谈怪论。”（4月29日《广州日报》）

按照杨局长的意思，一切以不装摄像头为前提的公共活动，都可以称之为“耍流氓”。说得再直白一点，就是“公共场所无隐私”。这句话可视为技术化社会管控的圭臬，有了摄像头，有了一天天升级起来的高清分辨率，公共安全等社会管理大可高枕无忧了，剩下的，无非是买多少摄像头、装在哪些位置、看风景还是看美女……

那么，公共场所真的无隐私吗？法律意义上的隐私权应该包含最基本的一个前提，即“隐私是特定人的隐私”。只有隐私主体才能决定是否放弃属于自己的隐私，共同活动中的其他任何人无法“代劳”。换言之，你不能说他人不要隐私。就让他人赤裸裸地晾晒在公共信息的镁光灯下。事实上，传统的“隐私止于门前”的理念早已满足不了现代公民对权利与自由的追求，公共场所也存在某些私人场合，私生活不仅在住宅之内，也依存于外在环境之中。只要权利人相信其活动不在公众视野中，即当事人有对隐私不被侵犯的合理预期———有“隐”的意思表达，于特定时间、特定空间、特定对象公开的“私”，也是个人权利界内的事。

这些年，公共场所安装的监视器在维护公共安全上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无处不在的探头也让公众的隐私感荡然无存，过多过滥的摄像头，已经引发了诸多隐私争议。更重要的是，在我们主张“公共场所无隐私”的时候，连一部正儿八经的隐私保护法都没有。

隐私关乎公民的尊严价值与社会的秩序价值，为了管理便利而罔顾个人隐私，这恐怕才是真违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