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潘智琦

云南宣威市，最近的半个月内先后有两起矿难被瞒报：先是4月3日一起瓦斯事故导致6人死亡，矿主对事故隐瞒不报。就在政府为此大力“整顿”时，15日该市又发生12人死亡的瓦斯事故，这次变成瞒报死亡人数：少报了4人。(《中国青年报》 2011年04月27日)

2011年1月13日，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副局长、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局长赵铁锤在全国安全生产工作大会上讲到去年煤矿事故起数和死亡人数同比减少213起、198人，分别下降了13.2%和7.5%。的确，中国煤矿事故及死亡人数在大幅下降，但由于矿难发生次数的基数与他国相比还是较大，这直接导致了我国煤矿百万吨死亡率仍是先进国家几十倍。这次云南宣威市半月两起矿难无疑又为煤矿业敲响了警钟。

矿难可谓是中国之一大“奇观”，这与偶有发生和零死亡率智利矿难截然不同，而瞒报矿难更是被投入了无数的精力与钱力，似乎两者就是连体婴儿，总是不能分开。一有矿难的发生，救人和获得井下信息本应是第一要务，然而中小矿主们却不是忙着在第一时间拯救被埋在地下的工人，而是风风火火的与其家属，当地政府机关和媒体开始串通一气，最终达成共识在受害家属获得巨额赔偿，政府机关和记者们捞到好处的同时，矿主们也“成功”地将一次次本应该引起全国轰动，甚至是全世界轰动的矿难事件成功地隐到了一片黑雾之中。

尝试着在百度搜索中输入“矿难瞒报”，约有1,050,000个相关结果跳上屏幕。不得不感慨矿主们为了一己之力，不择手段，而矿工们在面对钱权时，是如此卑微渺小。试想，不幸未瞒报成功的矿难就有如此之多，那么还有那些成功被瞒报掉的呢？那些被人为降低了事故等级的矿难呢？三者相加，肯定是一组不可想象的天文数字。

但是，现在云南宣威矿难的曝光的速率和透明度可以说是创下了“有史之最”，这完全得感谢社会的进步。

2008年河北瞒报矿难，用巨款摆平家属，而记者排队领红包，结果使得35人死亡的真相直到85天后才曝光。而这次由于群众的举报，记者的介入，公安局的调查，三管齐下，将宣威市私营矿主的丑恶行径赤裸裸地迅速地展示在了公众面前。

以往，群众们总是无奈于钱权的威胁，被屈服于恶势力之下，不敢突破其“坚固防线”，于是事件的真相总是从源头就被掐断，这直接导致了矿难的级别和四万人数总是钱权之流说了算，他们成了自己的新闻发言人，当然是最“有私”的那一种。而此次4月3日宝山镇包村煤矿瓦斯事故发生后，新华社于4月6日就接到了群众的举报传真。这份传真不但有事故发生的详细时间地点、矿主“与死者家属82万元一个人私了”等信息，还罗列了详细的死者名单以及所在村组。不是群众的曝光，也许此起瞒报事件又要沉在水面下了。

胡锦涛曾强调：要坚持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开创新形势下社会管理新局面。人民群众的地位本应无可撼动，他们也应该是最强大的社会中坚的力量，但是钱权势力为让他们失去自己的话语权利，说真话必须得冒着巨大的风险，甚至是生命的的代价。但是，这次群众跳出了这个充满黑雾的圈子，让真相离社会近了许多。

记者在许多公众眼中与红包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似乎他们总是收着红包为“雇主”说话，违背着记者的职业道德做事。但这样的记者其实少之又少，也不排除假记者之列。但人们总是愿意将一次事件反复套用，这也就直接导致了记者形象的坍塌。但是这次事故中记者及时的介入、公正的调查和报道又使得无数公众重拾了信心。

其次，宣威市公安局迅速地反应并着手调查，也使得人们对煤矿利益链的破裂产生了一丝遐想。煤矿的后面总是有着无数利益的勾连，“剪不断，理还乱”，其中参与的就不乏政府相关人员。然而这次事件无疑使得人们对政府部门的认识又提升到了另一个层面，也许下次再有此类事件的发生(最好不要)，群众们根本不用采取任何曝光措施，因为政府部门就是最好的发言人，只要它能得到公众的信任。

恩格斯曾经说过，一个聪明的民族，从灾难和错误中学到的东西会比平时多得多。矿难的“重蹈覆辙”应该是有个句点的时候了，你瞒，我曝，虽然显现了社会的进步，但总归不是一个长久之计，真正遏制矿难的发生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其实一直以来，矿难的惩处不可谓不严厉，但是为何总是不见成效，想必这与某些制度的欠缺或不合理是有所关联的。也许此时是政府应该重新出台对中小煤矿的管理制度，甚至是收回他们进行煤矿开采的权利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