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凤凰网《自由谈》栏目，看了关于“中国人为何迷信严刑峻法”的讨论后，颇受启发，得出的结论是，严刑峻法并不能成为解决中国现实问题的良方。但在目前的形势下，人们又想不出什么比严刑峻法更好地解决中国的问题的办法。所以，让人们“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就成为了一种不错的选择。 

      法律体现的应该是大多数人的意志、统治者的意志、国家的意志，因此法律必须要求所有的公民无条件地遵守。在法律面前应当“人人平等”。当教育、宣传、德治一时无法满足现实需要的时候，法治就是很不错的选择。当股市乱象、贪腐成风、食品安全危机、醉酒驾车泛滥、黄赌毒蔓延……转型期的中国社会暴露出越来越多的问题的时候，无论是学者、媒体还是公众都形成了一种惯性思维，呼吁立法，甚至期待刑罚越重越好成为一种社会意识时，这其实暴露的是人们对现实的无奈，人们并不想要严刑峻法，但又没有什么好的什么办法去解决现实的诸多问题。
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中，当遇有必须依靠法律作出判断的时候，如果没有相应的法律作为依据，就特别显出了法律的尴尬与苍白。现在一方面是公众法治意识的觉醒和增强，一方面是司法实践的畏首畏尾，缩头缩脑，凡事都要找出法律依据来，如果法律没有规定，就束手无策。当不得不作出选择时，就很难实现司法公正，比如酒驾未入刑之前造成车祸，在判定罪与罚的时候就有很大的自由度。在恶意欠薪未入罪之前，农民工讨薪一直惊动了共和国总理，更有重庆市动用特警为农民工讨薪的事出现。现在酒驾入罪，恶意欠薪入罪，比没有这样的法律之前应该是好处理的多啦，总算有个依据，有个框框了，这实际上解决的是“有法可依”的问题。

      但不容否认的是在“有法必依”、“执法必严”和“违法必究”这个几个环节，却是最容易出问题的，“有法可依”仅仅解决了一个执法的前提和条件，如何执法却是一个关键，如果“有法必依”变成了“有法不依”，那“有法可依”就毫无意义了。

      我们无意说法律就没有用了，如果法律没有用了就会“无法可依”，就会“无法无天”。但也不是说法律越多越好，一切都依靠法律解决，如果什么问题都依靠法律解决，那中国有13亿多人口，几十万部法律也未必能够囊括规范的了这么多人的所有行为的。从根本上说，一切依靠法律解决问题是一个很天真的想法，也是不可能实现的。这个世界不应当是一个牢笼，而应当是人们追求创造，追求美的一个自由的天地，人在追求的过程中实现自己的价值，同时为社会创造价值，法律只不过是以大多数人的意志来调节、规范人们行为的一种工具罢了。人之所以成为人，就是人是一种会思维的高等动物，一般情况下，都能够判断罪与非罪、是非曲直、美丑对错，在大多数情况下人们都会选择遵纪守法。如果法律泛滥，那就说明国家不知乱成什么样子了，过去有句话，说是乱世用重典，我们现在不是乱世，所以不必事事都要有法律规范，再说如果法律太多，太烂，国家又不知得增加多少法官、多少监狱去执行法律，管理的成本怕也是很难负担得起的。何况又有谁去监督执法者呢，我们的各级人大对执法者弹劾的事到现在没有听说过。

      现在关键的问题不是法律多少的问题，而是法律不要成为一部分人手中的玩物，法律不应成为权力腐败下的一块遮羞布，如果司法公正了，现行的法律就很管用。凤凰网《自由谈》“中国人为何迷信严刑峻法”的讨论中举例说：“欠薪问题已经成为当前社会的一大痼疾。违法成本过低也许是老板乐于欠薪的直接原因，基于此，主张用重典甚至刑罚来约束恶意欠薪者，成了一些人眼里别无其他选的单选题。但是，《宪法》、《民法通则》、《合同法》、《劳动法》等国家法律均不乏对工资债权的保护性明文规定，而《民事诉讼法》、《法律援助条例》更有先予执行、诉讼费用减免、无偿法律援助等针对弱势群体的专门保护措施。 国家只有在运用民事的、行政的法律手段和措施，仍不足以抗制时，才能运用刑事方法，那么在民事、行政手段彻底发挥实效之前，能否动用国家刑罚权便是一个伪问题。假如法律运行的外部环境一天不改善，即使国家运用了刑罚手段，也不见得一定能够让欠薪者“罪当其罚”。事实上，无论是食品安全、醉酒驾车还是欠薪，都应当在最大程度上使用民事或者行政手段来解决，如果一味的使用刑事手段，那么中国真的将步入严刑峻法的时代。”现在的问题是放着这么多的现行法律法规不用，却还要呼吁再立法，这不仅没有必要，而且说明一些政府部门的不作为和严重失职。还有，比如同样一个案件，在此处判决和在彼此判决很可能出现差异很大的结果，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这是执法者乱作为，胡作为。如果法律不公正的问题不解决，再多的法律都会演变成针对弱者的专政工具。前几天深圳出台一项规定，今年八月底主办第二十六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世大运）期间，自五月一日至九月卅日将设立拖欠农民工工资的“严肃处理期”，严禁农民工透过集体上访讨要工资，一旦造成严重后果或恶劣影响，将追究刑事责任（注：此项规定在遭到《人民日报》痛批后取消）。 一个贪官即使贪污数额巨大，如许宗衡贪污3千多万元（此前媒体爆料称涉案20多亿元），只判了个死缓，而河南超载司机时建锋因偷逃超载罚款368万元（至今有关方面没有给出一个如何计算的答案）却被判了无期，明眼人一看就知道，中国的法律针对不同的对象是有不同的解释的，是有弹性的，是可松可紧的。

      在这样的背景下，光想着依靠多出几部法律就把所有人的行为规范起来，让人们遵纪守法，那简直就天真的可爱。连执法者都常常拿不准“法律的准绳”的时候，连制定法律的人们对法律的解释都莫衷一是（如深圳市先是不准农民工集体上访讨薪，后又改口取消）的时候，难道法律越多就越能解决问题吗？

                                                                                       作者单位：神华胜利能源公司

作者：任少华

编 辑：徐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