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名？限制？民政部对社会组织管理条例的修订草案让相关组织看到希望也看到危机，而修订本身则是政府部门正尝试以一种更加适合国情现状的创新方式进行社会组织管理的体现

　　面对乐施会一项10万元的教育项目招标书，民间公益组织北京真爱教育服务机构创办人郭斌显得有些无奈。“我们很希望能拿下这样的项目去帮助更多的孩子，但是对方要求申请人必须是国家认证的公益组织。虽然我们从事公益事业，而我们的身份是企业法人，根本没有资格。”郭斌说。

　　郭斌所面临的问题是大多数中国“草根”组织所面临的困境。在中国现有条例规定下，社会团体成立需在民政部登记，并与相关政府单位挂靠进行管理，实行双重管理机制。众多势单力薄的民间团体无法找到挂靠单位，为了能长期从事公益事业，大多团体去往工商部门注册，成为公益组织“个体户”，成为一个双重身份的特殊群体。

　　双重身份已经困扰郭斌整整7年，他已经记不清因为身份问题损失的捐助金额和公益项目，但是最近民政部对《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基金会管理条例》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修订草案的公布，似乎让他看到了组织身份解决的希望。

　　“草根”组织：“正名”新希望

　　“双重管理制度是最困扰‘草根’组织的机制，此次修订草案中没有出现这个制度，这给了我极大的希望，这也可能是大量‘草根’组织一次‘正名’的机会。”郭斌多方了解修订事宜后，这样告诉记者。

　　郭斌的困扰，源于2004年。那一年，郭斌抱着对农民工子女教育关注的满腔热情筹备成立公益组织，积极去往登记注册相关单位跑了一圈，却碰了一鼻子灰。因为，《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规定社会团体注册需在国家民政部门注册的同时，寻找相关主管部门进行挂靠，实行双重管理机制。

　　“当时我找到了北京市教科院，但限于其是一个下属事业单位，不能成为挂靠机构。其后北京民政局告知只有北京市教委才能成为主管单位，但北京市教委称挂靠一事根本不可能。我前后跑了一个月，挂靠单位或成为二级单位的途径都试过，但是都不行。最后为了能正常地推进工作，我只能去往工商注册机构，注册成为企业性质。”对于当时注册的艰辛，郭斌如此回忆。

　　双重管制等措施正像一只无形的手拉扯着注册组织跟着主管机构走，或是将“真爱教育教育服务机构”一类无组织团体推出门外。据民政部2010年度统计，全国登记在册的社会组织约44万家，但学界普遍认为，处于未登记状态的社会组织在100万家以上。

　　双重管制的影响可能还更加严重。据民政部统计数据显示，2008年到2010年三年时间注册社会团体只增加了2.3万，同比增长数据一路下滑。2008年、2009年还能保持6%的数据，到2010年直线下降到3%，注册社会团体与非注册社会团体在增幅和数量上呈现出冰火两重天的境况。

　　面对不断扩大的“编外”组织和缓慢增长的“编内”组织，此次“新规”中没有再出现关于业务主管单位的规定，仅在第七条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支持基金会依法开展活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做好业务指导和相关管理工作。

　　随着社会组织结构形态的不断变化，此次制度化的调整也是政府相关部门以一种更加适合国情现状的创新方式进行社会组织管理的体现。双重管制的取消正是希望将巨大“编外”组织纳入到大管理体系的一种探索，将百万组织的服务势能融入大体系内，有效管理，使其社会功能性有效释放。

　　“这是一种很大的进步，和几年前相比，整个大环境变得越来越宽松。无论是国家相关条例的修订还是地方上政策的调整都让我们这些民间公益组织看到更有利于我们发展的新希望。”郭斌说。

　　成为民政部注册的社会团体对于郭斌来说有很大的吸引力。他表示，作为企业法人，他所在的社会组织在接受捐款和开展活动方面都有很大的局限，其次相关的税务也是很大的负担。如果能够成为民政部门承认的社会团体，会让其工作更加顺利，可能还会得到政府的部分资金支持，这样可以帮助更多的孩子。

　　基金会：限制何几多

　　双管制度的取消让众多“草根”组织满眼充满希望，但对基金会和依赖基金会资助的“草根”组织来说，修订草案中对基金会投资总额、捐款来源比例、捐助对象等方面的收紧措施限定却让人有所担忧。此次《条例》修订中出现了“基金会为保值、增值进行的投资总额不得高于上年末总资产的10%，投资的年收益率不得低于同期银行存款利率”的政策限定。有分析认为，这是为了保证基金会的资金使用安全。但这一保护措施，在业内却引起非议。

　　“基金会特别是非公募基金会如果要完成基金会的使命，必须投资确保资金的保值增值，因此对投资额度10%的限制，我们业界是普遍持批评态度。”中国红十字基金会秘书长刘选国说。

　　国家民政部注册有2168个基金会，对于这其中多数非公募基金来说，投资已经成为其基金会增值保值的一种重要手段，并且投入资金在不断加大。北京大学教育基金会作为高教领域中的非公募基金会，在2005年至2010年的6年间，投资收入占总收入的平均值达到17%，在2005年这个数值更是达到了50%。

　　刘选国表示，非公募基金会要按照上年度资金结余的8%来做年检资金数额，还有92%的资金可用于投资项目来增值保值。面对飞速增长的CPI，如果基金会只把钱放在银行里，微薄的利率根本不能让资金增值保值，因此基金会必须进行投资。但新的修订草案中对于投资数额比例的限制政策如果实施，那就会让很多基金会资金面临缩水。

　　此外，“非公募基金会主要捐赠人捐款数额不低于当年捐赠总收入的70%”和“基金会不得资助未经法定程序批准成立的组织，不得与其合作开展活动，不得吸收会员”的限制可能让非公募基金会和草根组织在资金问题上变得更加两难。

　　“非公募基金会是由企业或几个捐赠人发起，如此限定会制约其筹款范围，特别是对大学设立的基金会可能影响会更大。对那些依赖基金会资助资金来运转的草根组织来说，基金会资助的限制可能让其难以生存。” 刘选国说。

　　资金对于社会组织来说使其开展工作的首要保证，显然对资金进行进一步限定可能让非公募基金会对相关企业的依赖性更强，独立性大大丧失，而让一些实力单薄的草根组织无法生存。

　　社会组织管理条例虽还是修订草案，但各方社会组织从其中已经看到政府对社会组织管理的调整方向。政府将建立大社会组织管理体系，并加大对资金的监管，未来无论是“严进宽管”还是“宽进严管”，最终新条例的颁布对于各方社会组织来说可能将会是个喜忧参半的事实，而现在只能在希望和困惑中等待颁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