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运前夕，深圳设立拖欠农民工工资的“严肃处理期”。近日，深圳市住房和建设局在官网公布文件规定，5月1日至9月30日，严禁农民工通过群体性上访等非正常手段讨要工资，否则造成严重后果或恶劣影响的，追究其刑事责任。（5月8日《南方都市报》）
　　
      此事一经报道，在网络上引起热议。人们将目光聚焦在“禁止农民工讨薪”上，从法律、行政职能等方面对此进行了批评。然而，“群体性”这个关键词却被大多数人忽略。严禁农民工通过群体性上访等非正常手段讨要工资，实则是政府面对集体行动的一种治理手段。
　　

     中国社会科学院于建嵘教授所提供的统计资料显示，2004年我国发生的集体性事件已经达到7.4万起。中国目前已经处在了一个集体事件高发区。
　　

      政府面对正在上升的种种集体行动存在着一系列的对策，其中两个最为常用的是：直接用钱解决问题以及加强上访制度。这两个对策都有着一定的功效，然而也会存在着一些弊端。简单的给群众发放“安定团结费”会鼓励民粹主义，而在一个正在不断复杂的社会中用加强上访制度来解决集体行动问题将会有很多的后遗症：对上访问题的过多解决会鼓励民粹主义，信访部门权力小了不足以解决问题，权力太大了又会使法律失去权威。当上访问题得不到解决的时候，又会影响到老百姓对政府的公信力。再加上中国社会已经变得越来越复杂，上访机构即使再强也不能应付这一局面。在中国文化下，上访永远有着自己的功效，但是它在解决社会矛盾中的重要性需要在法制逐渐加强的同时被减弱到它应有的程度，而不是加强。
　　

      农民工采取群体性上访等非正常手段讨要工资，实则是无奈之举。如果可以通过正常渠道讨解决问题，绝大多数的农民工都不会采用群体性上访这一非常规方式，因为他们也知道这一方式存在着风险和机会成本。
　　

      深圳市相关部门严禁农民工群体性上访肯定是为了维稳，其出发点无可非议。然而，在具体的处理方式上却出现了偏差。面对集体行动，政府没有必要“恐慌”，更没有必要“如临大敌”。社会发展日新月异，政府需要做的就是正视这些社会新变化，将其制度化，使之纳入到程序化、规则化的社会治理轨道中来。
　　

     与其用临时的强制性措施来“防范”集体行动，不如用制度化的软性手段来“消解”集体行动。在治标还是治本的行动选择中，体现的是政府的行政信心、改革勇气和政治智慧。而这些，政府本不缺乏。

来源：荆楚网

编 辑：一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