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中旬，我随报社实施公益项目的同事黄君、支持这个项目的民间组织“平行公益”的义工张君，一起走访了选定的扶助点陕南宁强县的两个乡镇。

　　我们选点宁强县，一是因为它是陕川甘三省交界的偏远山区，二是它乃汶川大地震时陕西省受灾最严重的县。但是我们欣慰地看到，可以说因祸得福，宁强的学校重建真的实现了“再苦不能苦教育，再穷不能穷孩子”，学校硬件建设的标准和质量无疑成了当地最高的。县城里有天津市对口援建、投资过亿的“宁强天津高级中学”(原来的一中让给了初中)、邵逸夫捐建的“逸夫小学”……学校在当地建筑中是那么漂亮、那么出众，真该赞一个！

　　然而，在走访中我们深切地感到，比因病致困更普遍的是，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对打工者家庭特别是子女教育的伤害。学生中“留守儿童”占了相当大的比例，他们与在外打工的父母之间亲子情感的疏隔是一方面，更直接的问题是他们的生命安全如何保障。学校旁边就是一条河道，平常有水洼，我们的面包车是趟水走过的。要是下雨涨水，孩子们怎么过？在双河中心小学，老师告诉我们，有学生在爷爷接回家的路上遇到大雨，被水冲走淹死了。如果这些孩子的父母可以在打工的城市里落户，哪怕是住棚屋(所谓“贫民窟”)，他们也会愿意让孩子在身边读书的吧——当然，同时学校不得排斥孩子们入学接受义务教育。

　　如果说“60后”、“70后”的打工者是第一代农民工，他们的子女面临中考、高考，若是留守家乡，会有情感困扰；若是随父母在打工城市“借读”，则有一个如何回原籍参加高考的问题。招生指标按户籍分配是一种利益分配，对这种不公平的既定利益格局的维护，人为地造成各省市教材与录取分数线的不兼容，给随打工父母在外省市读书的学生造成困境。

　　如果说“80后”的打工者是新生代的农民工，他们的子女到了上学前班和小学的年龄。难道我们还要让他们及其子女接受上一代农民工家庭的命运？中国历史上原本没有、世界各国罕见的城乡二元的户籍管理制度，是新中国上世纪特定社会条件下的产物。且不谈国民权利应当平等的社会主义原则，单从今天要发育市场经济的角度来看，也要求劳动力这个生产要素和人力资源自由流动。实际上，新生代“农民工”根本不打算像父辈那样回归乡村，因此他们最需要的是城市的身份认同，取消户籍壁垒，让他们享受同等的公民权利，特别是子女受教育的平等权利。这样，他们的子女不用“留守”在乡村让做父母的牵肠挂肚；带在身边也不用为如何上学发愁。

　　“新生代农民工”官方表述的出现，说明政府高层已清晰地意识到了这一点，并且提上了社会管理变革的议程；现在“新生代农民工”及关心这个社会问题的人们，所期待的是相关改革的时间表及各地启动户籍(包含学籍)管理制度改革的实际行动。随着义务教育阶段学龄儿童的普遍减少，城市学校已“空”出不少学位可以接纳打工者子女入学，城市管理者的因袭观念才是最大的障碍。

　　5月6日北京市教委宣布，今后非京籍生在京借读只需要提供暂住证和原籍户口证明，这表明北京是有条件推进这方面改革的。可是第二天又宣布收回成命，退回到要“五证”齐全的老路上，这是为什么呢？孟子所说的“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虽是一种道德训示，而历史证明，没有社会公平，谁也别指望社会安定。有些城市人有对“外来人口”的优越感，殊不知古代政治家早就说过，有恒产者才有恒心，衣食足知荣辱(反之“饥寒起盗心”)；缺乏基本社会保障且心理不平衡的“流民”，让你有安稳日子过才怪了！你有什么权利排斥他人？你有可能让他们回到人民公社时代在家呆着种田吗？

　　众所周知，在美国等发达国家，父母若对年幼子女照料得不好，可能会被剥夺监护权乃至坐牢；访学时间达6个月者可以申请配偶来同居。这是基于对人性、人道的体认，也是对家庭伦理价值的守护。我们一时达不到这样的社会文明水平，新生代农民工及其子女所渴求的最基本的国民平等原则、社会权利和受教育权利，总该努力实现吧？

　　□ 鄢烈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