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6日《扬子晚报》报道，“南京下岗女工杜女士到银行取款3000元被多给2.7万，3次到银行退款均被赶出。银行自查发现出错才连夜追款，但对杜女士还款热心之举毫不领情，并拒绝道歉。”就事论事地说，这不过是一个小小的新闻，以此评论南京下岗女工杜女士的高尚，或南京市中央门某银行的缺德是没有多大意义的。因为，即便是成了新闻事件，这个让人不可思议的银行，还是隐匿在“南京市中央门一银行”之中，还是受到了一定的保护，所以，发生在下岗女工和银行之间的问题，本来就潜在地位上的不平等。也正因为这种地位上的悬殊，才会上演“取款3千被给3万元，三次还款被银行赶出”的荒诞剧。

　　对于这个事件，我并不想用高尚和缺德来评论事件中的下岗女工和南京某银行。因为，在我看来，下岗女工杜女士的行为不能用高尚来形容，她只是出于对法律的敬畏，坚守的是法律底线上的道德意识。杜女士说的很明白，“许霆的事情大家都还记得，我好害怕。”所以，她担心自己多拿了银行的钱，成为下一个“许霆”；对于银行的缺德也不足为奇，这也许是财大气粗，或者“权大气粗”的部门的通病，而且杜女士还款正赶上“银行下班了，正在结账”、“ 一辆运钞车来了”的时候。因此，这似乎还是一个皆大欢喜的结局，至少下岗女工杜女士不会成为下一个“许霆”。

　　这当然是基于下岗女工和银行地位上的悬殊而言的，更确切地说是关于这3万元的得失，下岗女工和银行所对应的不同后果引起的，而这种“不同后果”不是来自具体情节，而是所处的地位，更因为来自法律对不同社会阶层的不同规范。这难道不是一种法律不公？

　　如果相关法律是公平的，那么，对于这3万元的得失，银行应该和杜女士一样着急。但事实上，银行很坦然，而且很傲慢，反而是杜女士无法面对银行的意外“大礼”。我们应当看到，银行的坦然和杜女士的忐忑不安，都是一种潜在的后果在起作用。类似杜女士的遭遇，法律曾经用“许霆”做过示范，同样，“许霆案”涉及的银行，似乎没有什么涉刑的处罚。这样的案例范本，确实深刻地教育了银行的客户，但对银行本身来说，却是一种强势的巩固。因此，杜女士和蔡先生在民警的陪伴下第三次找上银行要还款，但是银行给出的答案是：“银行不差钱！”

　　在同一个法律体系下，在一个事件中，犯错的社会强势反而比没有任何过错的社会弱势更镇定自若，甚至张狂，可以说是比比皆是。其实，通过“下岗女工取款3千被给3万元 3次还款被银行赶出”事件，反映出的不是银行的服务质量和服务态度问题，而是由于社会和法律的不公，导致的社会强势的恣意妄为，这也是社会腐败越演越烈的症结。如果银行丢失3万元和下岗女工误得三万元面临同样的法律后果，银行还会如此傲慢么？延伸出去，如果官员贪污的涉案金额和“许霆案”中的许霆的“非法所得”受到同样的惩处，官场还会如此“前腐后继”么？这就不得不说，许多社会问题的滋生，都与社会不公乃至法律不公有着很大关系。

　　法律的威慑力在于违法必须承担的后果，“南京市中央门一银行”三万元的失而复得，就是因为下岗女工杜女士看到过“许霆案”，她的道德观念是基于法律意识的。如果“许霆案”的许霆受到的处罚像有关部门或官员犯错一样轻描淡写，面对银行的意外“大礼”，估计没有多少人会像杜女士那样“带来了很大压力”；同样，对于有关部门和官员的罪错，法律也像对社会弱势群体那样铁面无情，社会腐败现象就不会如此蔓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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