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2日晚6时许，河北邯郸市公安局召开案情通报会，该局副局长王毅林称，邯山区区长张海忠系重度抑郁症自杀身亡，可排除他杀可能。专案组认定，张海忠当日有两次自杀行动，自行剪断饮水机电线触电未遂后，实施割颈自杀。（2011年07月13日《新京报》）

      至此，这几天广被公众高度关注的邯郸官员在办公室身亡案，好像随着邯郸市公安局通报的这个“权威结论”便立马水落石出、盖棺定论似的，同时还有意给公众传递一种邯郸警方破获如此命案如同神探福尔摩斯般神速的信息，活灵活现地还原了死者“两次自杀”的过程，如同观看实况转播般清晰。

      说实话，对于邯郸警方匆忙作出的如此结论，无论是从哪个角度讲，笔者都不敢盲目相信。这是因为：其一，警方侦查取证的范围还仅仅局限在死者办公室内，而真正的外围侦查并未开始，所以如此结论并不足以为信；其二，“重度抑郁”的结论该由谁下？仅凭死者办公室残存的一些药片做出如此结论，还真有点小儿科的思维方式；其三，死者当日有“两次自杀行动”的结论是警方亲眼所见，还是警方的“合理想象”？

      更为让人大倒胃口的是，邯郸警方竟然还是拾人牙慧般地拿抑郁说事，好像所有“自杀”官员除了抑郁还是抑郁，就没有了别的花样。由此，笔者不由得联想到鲁迅笔下的祥林嫂，开始向人倾诉正在剥毛豆的儿子不幸被狼叼了去的悲惨命运时，颇能赚几滴旁听者的同情眼泪，可是“后来全镇的人们几乎都能背诵她的话，一听到就烦厌得头痛。”所以现在只要出现官员“自杀事件”，最后的结论肯定是千篇一律地“抑郁”而死，真的令人为之“抑郁”。

      然而对于邯郸一区之长张海忠之死，人们从一开始就在心中打了一连串的问号。据悉，张海忠生前主抓拆迁，曾是“动员一切力量，集中一切智慧，采取一切可以采取的办法，强力推进拆迁、收储工作，切实打好攻坚战、突击战”的急先锋，因而此前舆论猜测很有可能因此积怨而遭他杀。可是官方又果不出公众所料地宣布张海忠“抑郁死”，这就不能不让人为之纳闷：官员“抑郁死”背后究竟有多少难言之隐？

      对此，愚以为至少可以从如下几点进行分析：

      第一，“抑郁”说辞显现的是一些公安机关的惰政。尤其是最近两年多来，官员“自杀”案件有增无减。问题是这些“自杀”官员究竟是自杀还是他杀？究竟因何“自杀”？可以说到目前为止，还鲜见有公安机关做出的“抑郁”之外的其他结论。何以至此？撇开其中极为复杂的猫腻不谈，还是与一些公安机关的懒政惰政有关。这是因为，你就是给“自杀”官员扣上再大的“抑郁”帽子，反正已是死无对证，还是这样结案快，“效率”高。

      第二，公安机关作出“抑郁”结论有一种“越位”之嫌。“抑郁症”究竟该由谁来诊断，又有谁来下结论？常识告诉人们，既然抑郁症是一种疾病，那么这种疾病的诊断和治疗都应当在具备一定资质的医院进行，没有听说人们患有什么疾病要到公安局就诊，也没听说公安局可以替代医院接收治疗疾病患者的情况。更为可笑的是，“抑郁死”的结论都是一些公安机关对死者而不是对生者作出的“诊断结果”，这不是明显的“越位”又是什么？

      第三，“抑郁”背后折射的是官场“潜规则”等等乱象。假如我们认可一些公安机关惯常的毫无新鲜感的“抑郁”说法，那么人们不禁要问：到底因何原因导致这些官员如此“抑郁”直至惨烈地自杀而死？笔者以为，这才是公众最为关心的问题。实际上，人们从一些官员自杀的案例中发现，因严重腐败而畏罪自杀者有之，因官场失意感觉前途无望而自杀者有之，为维护少数既得利益集团而不惜“丢卒保车”者有之，等等。总之，官员“抑郁死”的背后，确实难以挥去公众心目中映现的官场“潜规则”的种种阴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