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长建议用“新广州人”取代原有 “农民工”称谓。应该说，这是一个尊重农民工的可喜信号。但是换个角度看，称谓只是一个代号，取消字面上的“农民工”称谓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农民工”不就是到城里打工的农民吗？农民工一词本身并不代表歧视。农民工真正需要的是权利、地位平等与一个温馨的家园，而不是什么“称谓”名分。一代农民工也好，二代农民工也好，如果不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工的权利、地位问题，即使称农民工为“上帝”也没有什么意义。给农民工改名只是一种隔靴搔痒式的尊重，并不是脱胎换骨改变农民工群体身份的破冰之响。

　　现在，政府与社会都在关注农民工，为维护农民工权益作出了不少努力。比如，社保待遇全国“一卡通”；提高农民工资水平；打破城乡壁垒，用居住证取代暂住证；将农民工子女纳入城市义务教育序列，建立覆盖养老、医疗、失业、工伤在内的农民工社保体系，将农民工住房问题纳入城市发展规划，给农民工办理公积金，称呼农民工为 “新市民”。泛珠三角洲、泛长三角洲地区还成立了农民工维权联盟。

　　但我们同时也看到，因身份差别导致农民工与市民权利不平等的问题仍然客观存在，如城乡公民同工不同酬、同伤同死不同赔，城市居民歧视农民工，农民工子女入学难，农民工就医难、买房难、租房难，等。生活的压力，老板的霸道，城里人的歧视，又没有法律与制度为他们撑腰，不少农民工仍处于无助的境地。歧视农民工、侵犯农民工权利的事情仍时有发生。

　　当然，在城乡二元结构、身份差别与公众身份情结暂时无法根本改变的现实情况下，指望所有城市居民都主动关爱农民工，维护农民工权利不太现实，即使称农民工为“上帝”也不能解决问题。其实，判断农民工是否受到尊重，关键不在称谓，而在于他们的生存发展权利是否受到尊重。在于政府是否设身处地为他们着想。从制度层面和感情角度消除对他们的歧视观念，全力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关爱农民工形成了风气，尊重农民工成了习惯，帮助他们享受到城市发展与改革的成果，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让他们感受到城市的包容胸怀。这才是他们真正需要的。

　　而且，户口被赋予了不恰当的福利附加值，农民工住房、养老、子女教育都是无法绕去的现实问题。在房价高企的底下，多少农民工有能力在大城市买房置业？农民工尚且不能安居，谈何乐业？“农民工”改名如何承载农民工的家园梦想之重？

　　正如长期调研农民工问题的安徽省社科院专家王开玉所言，“城市化不仅指农村人口从形式上转化为城市人口，更深刻的内涵是指生存条件、生活条件和生活质量的城市化。城市从心态上接纳他们”。要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工身份问题，离不开政府和社会为所有公民平等赋权。也期待国家权力机关从立法层面彻底取消户口、身份界限，促进人人平等的公民社会的建设。当农民工感受到来自城市的家园关怀，城乡二元化结构彻底打破，农民工享受到城里人的待遇以后，他们才算真正被城市接纳了。那时，“农民工”称谓自然会退出历史舞台。 （刘凯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