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年以前，世界的亚洲，每个国家都有一个皇帝，中国历史悠久，皇帝也最多，在三百多个皇帝中，最后一个皇帝是被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党人把他赶出朝廷，在亚洲，中国是最早没有皇帝的国家。这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也是一件最可贵的事，说它可贵，就是世界历史上的政权更替中，付出的代价最小，没有流滴一滴血，取得成就又最大，那就是孙中山先生所领导的辛亥革命取得的胜利。在这场革命斗争中不分男女老幼，在心灵上都受到了最大的触动，是从头到脚的触动。男人要剪除头上的辫子，女人要解除裹在脚上的数层的裹脚布。

　　1911年10月，孙中山先生就任临时大总统时就指出：“女性缠足恶习的传统，害家凶国，莫此为甚。”到1912年初，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就颁布剪辫子的通令，在通令上指出：“令到之日，限二十日一律剪除净尽。”剪辫子是革命者与清王朝决裂的第一步，也是革命党的象征，也是当年“文明”之举。作为临时大总统，他特别同情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最受苦、最受磨难的女性。当他几岁时就察觉到对女性极不合理一面，他看到他的姐姐缠足时的痛苦，就对他妈妈说：“我姐姐的脚好好的，为什么要给她缠起来呢?不缠行不行?”他妈妈自然不会把一个孩子提出的问题当成一回事。可是他任临时大总统时，他就有权把极不合理的事摆在议事日程。中国的封建文化，把女性置于最底层，因为是男权社会，一切由男人说了算，只要男人喜欢和需要的事，就不管女人的死活和痛苦，男人就坚决的让女人执行之，因为孔老儿有言在先：女子夫在从夫，夫亡从子。这就给女性头上戴上一顶金箍帽，这顶金箍帽给女性带来了无限的压力和痛苦。夫亡的女性从此不但不能过上女性正常的生活，还要承担着一个无任何意义的“节妇烈女”的担子，这在男人看来是美称，在女性看来和无期徒刑差不多的一种刑法，因为这种刑法和男人没有任何关系。男人亡妻可以随时再娶，并美称为续弦，这续弦给男人带来新鲜感和优越感，所以妻子因病或是因为生孩子而死亡，这对男人来说是一种快乐。女人那就不用说了，因为女人的痛苦只有女人自己知道。在旧时男人不体贴女人是正常的事，女人不体贴男人那罪过就打了，少则女人没有尽到女人的职责;多则是女人对男人的不忠，这本来是男女双方的事，也变成了女人一方的事。女人的不幸不只是这些，因为女性在母体的胚胎中就已经给社会带来了闲言碎语。妇女在妊娠初期的反应是很痛苦的，像是得了一场大病，这不但没有同情，还给周围的人带来了风言风语，还有人说，这一定是个丫头片子，要是男孩，不但没有任何的反应，还能把母亲的许多毛病带走，这种没有科学根据的传说，在民间就是真理，在重男轻女的封建文化中，又给母亲带来了一种不正常的变态心理，希望自己生男孩，认为生了男孩就会给自己带来光彩。现在科学的发展和普及，人们都晓得，精子和卵巢的结合，要经过一番拼搏决胜负，这就是要看男女双方，哪一方具有身强力壮。女性的生命力相对来说比男性强一些，但是由于女性的命运不好，女性自然就轻生些。王小波说：“女人似对自杀是很熟练的。”的确，女人的出路就那么一条，嫁鸡随鸡，嫁狗随狗，这就逼着女性反抗不成就寻短见。所以在中国的历史上历来女性少于男性，旧时有句俗话，传说了几千年：“有光楷男，没有光楷女，瘸腿瞎眼也能成个主。”这并不是说女性没有自主意识或是反抗精神，《儒林外史》的王三姑娘和金陵才女怎么样?到最后吃尽了苦头的还不是女性?因为在封建社会每一个角角落落，大小关口都为女性设下关卡，这关卡自古都是锁定好的，没有任何的钥匙可以打开。在封建社会，女性是人类注定的最底层，不管是封建主还是贵夫人，也只不过是她的身份不同而已。

　　女人的缠足历史，经历了一千多年，在这一千多年的历史中，不但有数不清少女寻了短见，旧时忍痛活下来的女性，不但受尽了折磨，而且给中国的历史和人类的滞后，带来了巨大的耻辱。倘若没有一千多年的女性缠足史，东亚病夫的恶果就不会落在中国人民的头上。就是这一恶果，使强大有力的中国人受到了巨大的污辱，国外列强就趁机而入。

　　我们今天可以净下心来，仔细的想一想，仔细的分析分析，一千多年的女性缠足史，不但给女性带来了莫大的耻辱，也给中国的男性带来了灭顶之灾。开始只是少数之中的男性，喝了一些迷糊汤，把女性的缠足视为性器官，女人的脚缠得越小，越使男人的性感强烈，特别是到了明末清初时期，在男性中的文人骚客中，性的心理上发生了畸形的变态，这种畸形的变态心理已经发展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性这件事是很奇特的，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只要深陷泥潭不能自拔，它的磁性引力要比磁场的引力大出许多倍，它的复杂性是人类永远说不清的。女人的缠足给男人带来了性感，这叫后人更是说不清的，只有在中国这块土地上产生的特殊的封建文化的背景下，才能产生这种畸形怪状性变态的心理。中国妇女的缠足史为何延至一千多年?其主要原因是和性联系在了一起，任何事物只要和性联系在一起，就难以理得清，这是因为性的强度所决定的，性的单因子的存在是一件单纯的事物，一旦阴和阳结合起来，就会变成一股龙卷风的威力。

　　女性的缠足，到了元代，文人对女性的缠足有一种特殊的兴味，其怜爱的程度真是令人瞠目结舌。倘若一个男子对一个女子动了情，他的第一个动作便令女子坐在自己的膝上，褪去她的套鞋，捏弄她的金莲，情急中甚至加以舔咬，这的确是无法言语的。清末的大学者辜鸿铭先生，学遍中西，满腹经纶，回过后，对金莲情有独钟，他还主张多妻制。当他做学问时，这学问作不下去的时候，就让他的小妾坐在他的左边，让小妾的金莲上的套鞋、睡鞋、数层的缠脚布褪的精光，他的左手捏弄着小妾的金莲，他的学问也就做出来了。这让人听起来似乎象神话，可是这大名鼎鼎的大学者，哪个不知哪个不晓。辛亥革命不久，孙中山先生就下令，全国的男性一律剪除辫子，这对大多数的男性来说是喜庆的日子。西方人称中国人的猪尾巴，这一下子被孙中山先生剪掉了，真是大快人心的事，可是过了好久，身为北大的教授，辜鸿铭先生仍然拖着那条长长的猪尾巴走进了教室，同学们不言而喻地哈哈大笑起来，他知道同学们笑他头上的辫子，就对同学们说：“你们头上没有辫子，但心里不一定没有!”同学们又是一阵大笑。直到1928年的4月，这位大学者带着辫子离开了人世。

　　在中国长达几十年的封建社会中，女性原本就是人类社会的最底层。南唐后主又给女性的脖子上套了一副坚硬的枷锁。怎么来界定从南唐李后主引出的这一男性性心理上的变态行为呢?这只能从中国的特殊的封建文化所致，人是从类人猿衍化而来。可是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的确发生了许多让人难以想象的事情，譬喻“宫刑”，这在人类社会中是难以想象出来的事情。可是在中国到宋朝的庄园主或是在贵族阶层的男性奴隶中，奴隶主就可以随行自主的决定“宫刑”，到了清朝的太监，必须先宫刑，才能当太监。如今我们可想而知，这要具有多大的残忍心理才能施之，在中国就可以随意的实行了一千多年。这在人类的历史上，也只有在中国唯独所有的对人类的残害，这就是人类的不同文化，这种惨无人性的文化，对中国人的确是遗留下许许多多的畸形怪状的、残忍的、难以磨灭的创伤。演绎到文人骚客的心理中，就异化成了对女性的畸形怪状的残忍的性心理。男人亲眼目睹了女性的残忍的缠足史，奇怪的是中国的男性普遍的喜欢这种残忍的结果。更让人难以想象的是，拔金莲视为性器官，这给后人留下一个难解之谜。女人的那双脚经过数层的死缠，筋骨变形，肌肉腐烂，退去套鞋，那股臭气立刻就钻到你的鼻子里，我想那兴味至少减去了一半还要多，怎么会成为性器官呢!这种男人的性心理，也真的邪了门，真的让人费解，说的不好听一点，男人到了那个时刻，不但下流，而且也失去了做人的应有品质。当然这不是所有的男性，那些有识之士，在女性的早期的缠足中，就有人严厉的指出，缠足是王国的征兆，把缠足与国家的兴亡联系在一起。到了清朝提出反对缠足的人越来越多，光绪年间的大学者金一就有专论，光绪二十九年他在上海大同书局就出了一本专著《女界钟》和《女报》等，都提出反对女性缠足及其危害性。这时鲁迅、周建人、梁启超等都公开的提出反对的意见。最使人震惊的是康有为在1896年的奏折中提出：“最骇笑耻辱者，莫于妇女缠足一事。臣窃深耻之。”清末作家宣鼎在他的《夜雨秋灯录》一书中写到：“人间最残之事莫如女子缠足的哭叫声。”当时的口头禅是：小脚一双眼泪一缸。可见妇女因缠足痛苦之深。我童年的小伙伴妞妞她比我大一岁，我家住在她家前院，我在后窗户可以看她。我在七岁的那一年，妈妈送我在本村的小学校读书，妞妞已经裹了两年的脚了。她看我上学，心早已飞向了蓝天，但是她的父母思想守旧，她妈妈还趾高气昂地对我说：“一个女孩子读书有什么用?裹脚才是正经事呢!”我常常在夜间被妞妞的惨叫声惊醒。我每天下午放学后，必先去看她，把我当天学到的课程内容读给她听，还把每个字写在纸上教给她认，我对她说：“你把这字背下来，就等于你和我在学校里一起读书了。”哪知我这么一说，反而使她伤心的放声大哭。我怕她妈妈说，因为我的话，使她的女儿大哭，我撒腿就跑回家中。第二天我放学后又去看她时，只见她的两只眼泡肿得像鲜桃儿那么大，我刚要抽身往回走，她叫了一声我的名字，又摆摆手让我靠近她，她耳语的对我说：“我不想活了。”我全身一震，撒腿而去，这一天夜里我没有听见她的哭叫声，只是在吃早饭时，听到门外小巷有人在嚷嚷，下午放学后得知妞妞的尸体从大深井里捞出来，弄的我好几天都没有心思去上学，我在内心里自责：那天我如果好好的劝说她几句，也许不会发生如此的恶果。又想想，一个活蹦乱跳的可爱的小女孩，硬是把她的双脚缠成一个三等甲级的残废，使她既不能走，也不能站立，更不能到室外和小朋友一起玩耍，她只能整天的在炕上躺一会儿、坐一会儿、哭一会儿……

　　中国古时女人的命运就很糟糕。女人是祸水，这一名词，不但在汉语中流行了几千年，而且还常常被派上用场。西施是个可怜的，做了政治斗争工具的牺牲品，还要落下女人是祸水的罪名。还有杨贵妃，王昭君也是如此的下场，何况一个平民的小女孩呢!死了就死了，因为缠足而寻了短见的小女孩可以说是不计其数。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就是这样，男人总是把一些受凌辱的事压在女性的头上，使女性背上沉重的十字架，代之受过，承担着祸乱国家的罪名。“帝王是圣明的。”如果他们有了过错，都是受了女人的蛊惑而国破家亡，丢了社稷，不爱江上爱美人的君王们让女人拉下水，同归于尽，好的帝王变成了昏君，根源在于女人。封建社会女人没有过问政治的权力，只是出了事端找女人算帐，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历史，就是这样蒙上了一层掩盖真相的尘沙。

　　旧时的男性对女性美的要求，以纤弱为主导特征，儒家文化以男人强为贵，女人以弱为美，这就明明白白的告诉男性要求女性懦弱纤细、步履轻盈、举止舒缓、轻声柔气、胆怯怕羞、温柔驯服。这种建立在玩弄女性基础上的审美心理，带有一定的变态心理。由此看来，南唐缠足的出现，并非出于历史的偶然。女性缠足后，一则只能轻行缓步;二则因行动不便，活动量减少，身体素质较弱，这二者无疑使女性具有纤弱美姿，男性因此而陶醉其中。缠足在五代后南唐便出现了，这种审美观一出现，就产生了质的改变，南唐李后主李煜令嫔妃窅娘以帛绕脚，令纤小屈上，做新月状，素袜舞之中，回旋具有凌云之美。既然缠足始于宫廷，是皇帝所喜爱的，那就是一种高贵、一种时髦。开始在贵族中的女性兴起，随之发展到下层女性，逐渐延至整个社会，甚至跨越几个时代。

　　在男权社会中，女性附庸于男性，没有独立的生活地位。男性喜欢那种女性娇柔的小脚，女性为了取悦占统治地位的男性们，也就绞尽脑汁使自己的天足变得较小，所以，缠足也就顺理成章的发展起来。男性了为维护自己的永久的统治地位，为了显示自己的权力，宣泄自己的欲望，制定了种种道德伦理纲常来约束女性，控制女性，使女性变成男性的私有。几千年的封建社会旧时这样走过来的，女性被愚化，认为受男性的统治是天经地义的事，男尊女卑是天理所在，并认为受到男性的宠爱而感到荣耀。在这种封建文化的心理状态下，女性自缠小足来博得男性的欢心，满足男性的欲望就成为一种必然。从这一角度来说，女性缠足是一种服从，也是一种从众。实质上缠足是封建文化的陋俗，也是没落文化的一种表现，同时也证明封建文化走向衰退的一种必然，一个时代的结束的一种集中表现的体现，就是在文化上的衰退。

　　女性的缠足在中国延续了一千多年，这在人类是独一无二的。但是让人难以理解的是，在建国后的几十年中，从没有人提到这一千多年的女性血泪史，更没有人去研究它，所以使这一腐朽的文化又延续了几十年。到上个世纪五十年代还有许多的边远地区的女性在缠足。把女性的双脚伤残至此，这必然进入了一种文化反思。这一文化反思既深奥又痛苦。冯骥才先生恐怕是深有体会的，他的小说《三寸金莲》在《收获》上发表后，这才引起海内外的文化节和学术界的深思，不然高洪兴的《缠足史》也不会问世。在这一女性的血泪史，应该给冯骥才先生记大功的。

　　从现代文化的实质来说，女性的音容笑貌能把周围的男性带来意想不到的快乐和愉悦，似乎给每个男人打了一针兴奋剂，所以每一个没有女性的群体和团体总是死气沉沉，这就是女性给人类带来的幸福。林语堂在他的《生活的艺术》一文中说：“人类的文明是由女人开始的，而不是男人。”这的确说到节骨眼上了。我认为不单是文明是由女人开始的，语言文字也是由女人开始的，因为说话的才能，女性是得天独厚的，大多女性说话清晰、温柔、优雅，说话的声音轻而柔和，使人听起来有一种温暖的感觉。因此使我联想到语言文字也是由女性开始的。由于语言文字的产生，经历过漫长时间的摸索，试探、试笔、延伸，女性的本能做事细腻，善于观察事物的动向，这才开始了语言和文字的探索。

　　因为女性大多不会粗暴的待人，这是女人的天性，所以在人的群体中，有几个女人的存在，两个男人就不会因为一点小事而争吵起来，他们会想到这样的行为，在他们身边的女性会嘲笑他们，他们就会感到自己失去了做男人的应有的文明。他们就觉得在女人面前丢了面子，男人是非常在乎在女人面前的形象，这是人类文明时代发展到今天的结果。

　　一个女人，一旦做了母亲，她的思想境界，她的自我意识，她对是非的辨别能力，就会上一个新的台阶，她能认清在她周围的人：哪些人是朋友，哪些人是同事，哪些人只能是熟人，是不能交往的。这在她们的心目中都是很清晰的，但是这些认识，她们只能把它藏在内心，从不对任何人透露，这是她的高明之处，她们会意识到，一个具有一定素养的人，在人的背后决不能谈论某人的短处，这是做人的基本素质。所以，托尔斯泰在他的《读书随笔》一文中说：“女人是人类幸福的源泉。”

　　女人一旦做了母亲，她就意识到了她的一举一动会给子女带来什么，她对子女的教育是潜移默化的。她每做一件事都会想到对子女的灵魂带来什么，她总是在心里默默的想着：如何把自己的子女培养成为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大公无私的人;一个具有伟大理想的人。这就是一个母亲的真正的心灵。所以说，女人没有做母亲，不是一个完整的女人就在此中。母亲为了子女可以忘掉自己，为了保护子女可以赴汤蹈火，杀妖斩蛇，历尽千辛，在所不计。哪一个伟人的背后没有一个伟大的母亲，中华民族所以伟大;所以永存;所以昌盛不衰;就在于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的根基深深扎在女性灵魂之中。女性的灵魂就在于她默默的这样去做;就在于她永不虚张声势。女性在教育子女上，善于观察环境对子女的影响。“孟母三迁”是人所共知的，是中华民族世世代代都不会忘记这一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的精髓。母亲最善于观察子女的内心世界。宋代著名的诗人、书法家黄庭坚是个神童，他生于江西修水，他七八岁时金榜题名，这在当地影响很大，黄庭坚在修水的名气越来越大，他走到哪儿人们都高看他一眼，特别是在修水的青少年中都眼巴巴的看着他，都想和他搭上茬儿，请教点什么。可是黄庭坚走起路来都是昂着头，似乎修水的人都不在他的眼中，慢慢的黄庭坚的伙伴都离他远远的，让人望而生畏。他的母亲发现了这个孩子骄傲了，母亲感到很是忧虑，她把孩子的舅舅李常找来一起研究对策。当时李常在县里做小官，母舅决定带黄庭坚去九江见见世面，他才感到山外有山，天外有天。

　　在这个世界上，唯独女性给人类带来了浪漫之花;给人类带来了永恒的幸福和温暖;给人类带来了无限的美好和力量;给人类带来了永不熄灭的繁荣和昌盛。总之女人在人类社会中起着奠基人的作用。那么李后主为什么拿着女人玩笑的污辱呢?让女性缠足，他从中取乐，让女性慢性自杀呢!我们都晓得李煜一继位，立即表现出他的软弱无能。在他的登基大典上，自不量力的像历代帝王一样采用“金鸡消息”的仪式。在他的宫门外，树起一根高达七丈的木竿，竿顶上立着一只黄色装饰的四尺木鸡口衔七尺绛幡。

　　北宋的君主赵匡胤在得知此事以后异常的震怒。他想：当时的南唐本来在被后周战败以后，就已经下令取消了帝号，作为中原王朝在南方附属国而存在，可是李煜竟然在继位时，乱用天子的礼仪。

　　赵匡胤立刻召来南唐驻在汴梁进奏使陆昭符，厉声责问此事。

　　陆昭符说：“陛下不必以此事为怒。南唐只是中原一个附属国，国主继位怎么配用‘金鸡消息’呢!这一定是用其他的怪鸟代替，充其量也不过可称得上是个‘怪鸟消息’。”

　　赵匡胤对陆昭符的这种阿谀中充满幽默的回答，不能不一笑了之。

　　更为主要的是，当时宋朝正在用兵四面八方，就已经的确对南唐无能为力。南唐统治者不趁火打劫就已经很使赵匡胤满意了，因此他也不想对此事过于深究。

　　可是李煜接到来自汴梁的密报后，却吓了一个寝食难安。他想来想去，越想越是后悔，越想越是害怕。终于他想出了一个补救的办法，那就是向宋朝大笔的进贡。

　　李煜派冯延鲁入宋进贡，同时向宋朝报告了他继位的事。在这次很平常的礼节性的交往中，南唐竟然进贡金器2000两，银器20000两，纱罗绢丝30000匹。

　　李煜继位，虽然为保住自己的皇位确实动了一番脑筋，但是对政事来说仍旧不愿意过问。他喜欢书法、诗词、绘画等，除此以外，他就经常和宫女们混在一起，宫嫔窅娘投其所好，变着法儿编织了许多舞蹈花花样，以帛缠足。窅娘身段纤细，善舞，后主作金莲六尺高，饰以宝物细带，令窅娘以帛缠足，作新月状，素袜舞云之中，回旋有云态悬浮之感。李煜看了，觉得很美，于是宫女们人人效之，以纤弓为妙。缠足便以莲花似的盛开起来。

　　在现代人看来，中国古时缠足是个历史之谜，至今让人难以理解。似花朵儿般的小女孩，硬是把她的双脚缠成一个驴蹄状，使其走不能走，跳不能跳，只能像个吃了摇头丸一样的人，摇摇摆摆地，摇晃着全身向前挪动。

　　冯骥才先生的《三寸金莲》是以小说问世的，但我始终把它当作一千多年妇女的血泪史来阅读，我繁复的读了几遍，冯先生说的是天津的妇女缠足史。但是我把它看作是全国的妇女缠足史，也是我们村上的缠足史。我生于山东一个历史悠久、封建势力十分浓厚的村庄，我童年的小伙伴就没有经得起那比铁还硬比钢还强的封建势力的磨难，而失去了花朵般的生命。我想每一位女性，都能仔细的阅读冯骥才先生的《三寸金莲》一书，就会在思想上产生出许许多多的意想不到的想象，就会对自己的祖母、外祖母有一种特殊的爱戴和尊敬。她们是从铁蒺藜中走过来的，她们能够留下后代，并把他们抚养成人，她们是以生命为代价的。冯先生在他的《三寸金莲》一书的前言闲话中说：“那时的人，真拿脚丫子比脑袋还当事儿。”是这样的，在这一千多年的历史中，上至太后妃子，下至渔妇村姑，哪个不裹哪个不缠，这是不争的事实。直到1958年，妇女缠足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才算彻底的解缠，中国的妇女从此在真正的意义上站起来。这离孙中山先生提出严禁缠足已经过去了四十多年。时到今日九十岁上下的老年妇女还生活在共和的旗帜下。小脚在人们的认知中终于逐渐的由美变丑，最终走向消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