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视视频截图

    广西来宾以“国家整合民间资金”为名义的传销骗局吸引了各地民众，仅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去广西从事资本运作的人就至少有2千多人。传销者在市政府前、公安局旁公开宣传资本运作，号称投资3800元一年可变380万，不少人被骗倾家荡产。(8月12日中国之声《新闻纵横》)

    传销再度次华丽丽进入公共视野，是因为赵作海的转身：一个备受社会同情、曾含冤坐牢11年的公民，却在平反一年后身陷传销泥潭——“经济邪教”之恶，可谓触目惊心。但惊归惊，数年来，传销却是越打击越滋润。

    归因起来，都是些“打击难”的浑话。比如有官员甚至认为，虽然为加大打击“经济邪教”的力度，《刑法修正案(七)》增加了领导组织传销罪的新罪名，但按照相关司法解释，构成这一罪名须同时满足传销者属传销组织三级以上“经理”和发展“下线”30人以上等要件——而事实上，“上线”与“下线”多半是亲友关系，“上线”被抓，“下线”随即逃往各地，找到30个“下线”殊为不易。但这些司法的困境，放在广西来宾的语境下解读，不过是一个冠冕堂皇的笑话罢了。

    在广西来宾，市政府前、公安局旁边随处可见这种公开宣传所谓“资本运作”的传销人员。政府大楼的中央空调、假山、植物都被传销人员赋予了特殊意义。“公安局就在咱们旁边，也就50米远，可能让咱们干坏事吗?难道这些人都脑子有毛病吗?公安局会不管吗?武警部队就在这边，他能不管吗?”这话说出来，还有谁不信传销的合法性?公权眼皮子底下的事情，沉默不即意味着允许吗?将这个“默许”表现为极致的，是以下的桥段：来宾公园里有一座烈士纪念碑，其中四个人物雕像的不同动作也被传销者赋予了特殊的解释，就是“政府对于资本运作是侧面扶持，正面压缩，低调宣传，暗箱操作”。

    广西的某些城市，譬如一度辉煌至极的小城来宾，被看作高级经理大本营，此外还有传销王国“干部学校”的南宁，以及梦想发酵地的北海等。这些城市何以成为传销人员的“圣地”?这个问题一直成谜。与这个谜面相映成趣的，是耐人寻味的数据：在整个广西地区，从事非法传销的人员鼎盛期高达数百万之众，被卷入的资金或高达数百亿。

    中国反传销协会负责人一语中的：“当地经济能从中受益，大量外地人涌入能拉动经济发展。当地官员肯定也有问题，据说一个A级别的人被抓进去，3~5万就能弄出来。”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副主席、公安厅厅长梁胜利也曾表示，“直言不讳地说就是官匪勾结，把它当做一种产业来发展……”政府旁边的猖獗传销，不过说明了权力的纵容之欲。细究起来，无非三个原因：一是传销内部犯罪级别低，不至于影响当地社会治安和群众生活生产;二是大量集聚的传销人员拉动了地方经济发展;三是“打击传销”本身也是一笔不小的收入，只有先期纵容，才会养肥养大待宰的“老鼠”。

    当传销成为地方放水养的一尾“鱼”，某些公权部门与不择手段牟取利益的无良奸商何异?与其正儿八经地讨论饮鸩止渴或养痈成患的道理，不如反问一声：监督地方政府行政与司法作为的制衡力量又沉默在哪里?

    （文/邓海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