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刘逸明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三穗县，素有“千里苗疆门户”之称。今年3月，副县长杨昌明被“双规”接受检察机关调查，随着调查的深入，种种丑闻开始侵蚀这个山区门户小城。在三穗，当地居民疯传杨昌明染上艾滋病，据其交代，在任期间曾与三十多位女性发生关系，其中多为女干部和女教师。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以及三穗县公检部门多位办案人员证实，杨昌明生活作风“相当淫乱”，染上了“不止一种性病”。(8月15日《新闻晨报》)

　　最近十年来，中国的艾滋病传播方式总体上已由输血和吸毒传播转向性传播。这是一个十分危险的信号，据称，中国的艾滋病受害者主要是女性，因为中国存在大量的女性卖淫群体，各种休闲娱乐场所已经成为了艾滋病传播的重灾区。有关机构所做的调查还透露出了令人震惊却也在预料之中的信息，那便是，有很大一部分艾滋病感染者是党员干部。

　　曾经积贫积弱的中国在今天已经成为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大国和人口大国，奥运会在北京的召开又让中国成为了金牌大国，不少人因此认为中国真正强大了。即使在某些方面中国确实能排在世界的前列，但中国的综合实力仍然和西方发达国家相去十万八千里。中国经济飞速发展的背后是社会不公和贫富悬殊的世界第一、中国人口世界第一的背后是人口素质的不尽人意、中国奥运金牌数世界第一的背后是艾滋病传播速度的世界第一。

　　很多中国人原本以为艾滋病与中国无关，没想到，艾滋病患者在今天已经是无处不在。据卫生部疾病控制局副局长郝阳初步估计，中国截止2008年9月底，至少有70万人感染艾滋病，另外，还有45万感染者对自己的病情并不知情。中国的官方统计数据向来水分很大，实际情况一定比这要严重得多。

　　性交易在中国古代社会一直是合法行为，但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所有从事性交易的场所都被取缔，毛泽东时期的中国，色情行业一度在中国的土地上绝迹。但在改革开放以后，随着一部分人物质生活的改善，性服务行业又应运而生。各大城市的酒店、宾馆、发廊、洗脚城等场所都充斥着妓女的身影。如今，原本用于尊称年轻女性的“小姐”一词也成为了妓女们文雅的别称。

　　中国各大城市妓院林立虽然是妇孺皆知的事实，但色情服务业在中国依然未能取得合法的地位。色情行业因为其服务的特殊性，收益自然也十分可观，通过现在流行的话“长相就是资本”来看，开办色情服务场所并不需要太大的投资，最重要的是从业的女性要漂亮动人。然而，开办这样的场所并非我们所想像的那么容易，因为合法性存在问题，一旦不经过官方的许可开业，其闭门谢客便为期不远。要想长期稳固地经营，就必须上下打点，尤其要招呼好当地的公安部门。为了寻求以最快的速度发家致富，不少警察和官员竟然自己亲自开办色情场所，广纳天下嫖客。

　　不少官员是改革开放之后最先富起来的一群人，他们不仅优先占有各种权力和经济资源，更在生理享受上阅尽人间春色。要说80年代的官员在这方面还有些偷偷摸摸的话，那么，到了90年代，他们则是明目张胆，在21世纪的今天，许多官员的兽性更是难以掩饰。如今，“当官不嫖娼，对不起xxx”的顺口溜已经传遍了大江南北，连几岁的小孩子都会念叨。

　　中国的古代妓院曾创造出了不少性病患者，直到上世纪的国民党统治时期，在诸如上海这样的大城市中，很多人仍然无法摆脱性病的困扰，中国人因此而一度被外界称之为“东亚病夫”。性病虽然可怕，但还不是不治之症，不至于让人早夭，而艾滋病则是让人谈其色变的无形杀手。上世80年代初期，艾滋病开始在中国落地生根，到了90年代后期，艾滋病患者呈现出以几何级数增长的态势，尤其是在河南，不计其数的人因为卖血而感染艾滋病。这个时候，中国人才真正意识到艾滋病距离我们并不遥远。

　　艾滋病在中国的泛滥既和一些官员的玩忽职守有着密切的关系，同时，也和他们糜烂的生活有着直接的关系。三穗县副县长杨昌明因为玩弄女教师和女公务员，结果染上艾滋病，可谓咎由自取，虽然患上艾滋病是他的不幸，但对于民众而言，这无疑是值得开怀大笑的好消息，没有艾滋病的震慑，估计像杨昌明这样淫乱的官员还会层出不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