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学前夕，人民日报再次发文指出，读书改变命运，正受到现实的挑战，许多农村子弟放弃高考，而其他的向上通道也越来越窄。2010年946万高考考生中，弃考人数接近100万，除了21.1%的考生选择出国，另外相当一部分是来自农村的考生，他们多数选择读职校学技术或者直接打工。

　　“弃考族”中，经济因素当然是重要障碍之一。调查显示，高学费让不少贫困家庭陷入了“债务危机”，为培养一个大学生，国家级贫困县甘肃省会宁县贫困家庭普遍负债在5万元左右，相当于10年以上的家庭纯收入。但是，在中国这么个“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深入骨髓的民族中，如若看到希望，大部分家长即使砸锅卖铁也要供孩子读书。

　　问题是，“好不容易跳出去了，怎么又回来了？读书还有用吗？”看到村里在家待业的大学生，越来越多的村民发出这样的疑问。长久以来，中国人有两个出身——家庭和大学。中国人执着于送孩子上大学，其实源于个人对身份的焦虑。农村人要跳出“农门”做城市人，大学生则要想方设法跳入“龙门”做体制内的人。可是大学生越来越普及，这条上升路径越来越窄。

　　大学生就业首选公务员这一“黄金道”，4000人中选一个被戏称“摸彩票”。垄断国企是次选，但铁饭碗也是奇货可居。于是，“蚁族”只能在中小企业就业，可是在这轮经济危机中，中小企业才是最大的受害者，无法提供足够多的岗位。而大学生如果选择自己创业的话，由于种种原因，成功的也是凤毛麟角。属于他们的发展空间实在难言“广阔”。

　　如若真如报道所说，“弃考族”能唤醒人们“改变以城市和权力为轴心分配资源的现状，促进人人平等获得发展机会”，实在是民族之幸。但显然这一“分蛋糕”的改革不可能一蹴而就。而这一艰难的时刻，更迫切的是大学的“教统”是否闪烁着微光，不舍弃不放弃，给穷孩子希望和梦想。如果“弃考族”的用脚投票能倒逼大学改革，倒逼起点上的教育公平，那么一个“可敬的大学”未来或许能医治“失衡的社会”。

来源：《钱江晚报》 付瑞生

编 辑：一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