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5日至17日晚，浙江海宁市袁花镇发生群体性事件：数百群众因浙江晶科能源公司涉嫌污染环境而聚集，部分人员用砖头和石块袭击维护秩序的民警，停放在现场附近的8辆民用车和4辆警车被推翻。海宁市环保局已依法对涉事的浙江晶科能源公司开出一张47万元的罚单，并勒令该企业对生产废气废水的工序实施停产整治；另有消息称，海宁市公安局已对20名违法犯罪嫌疑人采取强制措施。

　　这起发生在海宁的群体性事件，无论最初的导火线，参与者的行为，抑或相关部门最终的处理结果，都没有什么特别之处，遵循的也都是一般群体性事件的行为逻辑：污染企业导致河内出现大量死鱼，网帖散布当地有30多位村民因污染集体患癌的传闻，群众被恐慌情绪裹挟而走上街头，公安部门调派人手参与现场维稳，职能部门出面善后。

　　群众与污染企业的纠纷最终升格为群体性事件，恰如其分地印证了北京国际城市发展研究院最近发布的《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指标体系研究报告》。该报告指出，包括污染纠纷在内的9类纠纷最容易引发社会矛盾，并可能转化为社会风险。因此，尽管这起普通的群体性事件已基本得到化解，我们仍应仔细反思这件事的来龙去脉，从中吸取化解类似风险的经验。

　　从引发群体性事件的导火索来看，表明的原因是“30多位村民因污染集体致癌”的传闻，然而，如果从更深的层次加以分析，当地民众之所以会在网上传播和讨论一些未经证实的信息，恰恰说明民众与职能部门之间缺乏有效的沟通渠道。

　　与生活中的其他威胁相比，环境污染直接关系到一定区域内民众的日常生活，其辐射半径和影响范围都比较广，但公众的疑虑并不能被当地职能部门的权威信息所消除，致癌传闻也迟迟得不到卫生部门的辟谣。出于一种趋利避害的本能，在政府部门失语和缺位的背景下，当地民众非常乐意参与到主动发掘真相的行动当中。

　　从民众表达诉求的方式选择上看，那些参与群体性事件的民众，宁愿冒着被污为“不明真相的群众”的风险，也不愿通过更加理性和合法的途径去表达诉求和寻求解决之道，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民众对诉诸司法的不信任情绪。

　　事实上，我国已经基本建立了一套应对污染纠纷的规章制度，污染企业和当地百姓的冲突，完全可以避免现在这种相对极端的形式，转而在法律框架之内得到妥善解决。但是，以往的诸多环境纠纷案例都给大家形成了刻板印象，认为地方政府和司法部门总会习惯性地偏袒自己的“财神爷”，而不是为民做主。群体性事件的参与者倾向于认为，诉诸司法还不如把事情搞大，因为社会和媒体的关注，进而倒逼职能部门作出回应和采取措施。

　　从这起纠纷的处理结果来看，尽管有关部门表示对污染企业“零容忍”，但公众对最终的处理结果可能并不买账。对浙江晶科能源公司这个仅第二季度营业总额就已高达23亿元的上市企业来说，区区一张47万元的罚单与挠痒痒何异？

  这种应对污染纠纷的方式，此前已经发生多起：前不久，哈药集团总厂被曝连续近10年对周边环境产生水、陆、空全方位污染，最终也仅领取了一张123万元的罚单；2005年11月，我国发生震惊世界的松花江水污染事件，国家环保总局最终也只对涉事企业开出了100万元的罚单。类似事件不胜枚举，甚至有舆论批评监管部门存在“罚款创收”的现象，有“养育执法”的嫌疑。

　　9月15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大连考察安全生产和环境保护问题时强调，要进一步加强安全生产和环境保护监督管理，创造条件让民众参与对企业安全和环保的监督。温总理在这里所说的“创造条件”，应该有比较丰富的内涵，既包括创造顺畅的诉求反映机制，也包括创造纠纷双方理性沟通的机制，还应包括创造必要的以严苛手段惩治污染企业的法律机制。正是因为缺乏这些“条件”，海宁群体性事件才会发生，这正是值得各地政府部门在应对污染纠纷过程中保持警醒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