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人摔倒没人扶——最近，各地频频出现的这类事件让人普遍感到心痛又困惑：人与人之间怎么可以如此冷漠？(9月22日《人民日报》)

　　毫无疑问，中国已步入“陌生人社会”。到2010年底，全国常住人口超过500万的城市已有20多个，其中北京、上海等特大城市的人口已达2000多万。对“陌生人社会”的图景，美国知名学者弗里德曼有一段经典描述：“走在大街上，陌生人保护我们，如警察；陌生人也威胁我们，如罪犯。陌生人教育我们的孩子，建筑我们的房子，用我们的钱投资……”

　　“陌生人社会”是不是一定等于人性冷漠，当然不是。相反，人类发展历史昭示我们，从过去“熟人社会”走向“陌生人社会”，首先是一种进步。一个国家完成“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华丽转身，意味着这个国家经济规模扩大、人员流动性增强、公共服务社会化程度擢升。我的问题是，到底是什么让“陌生人社会”在中国变得如此人性冷漠？在我反思，起码有三大反差当属诱因导索。

　　首先，主流价值与周遭氛围的反差。我们的主流价值到底是什么？官方发表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理念和《公民道德建设实施刚要》表述得清清楚楚。然而，我们面临的周遭氛围却是：幼儿园老师教育孩子：“不吃陌生人的糖果”、“不给陌生人开门”；在家中叮嘱老人：“陌生的电话号码不接”、“买东西不听陌生人的推荐”；银行门口摆放着提示牌：“不给陌生账户打款”；社区警务、车站码头贴着提示海报和警示标语：“陌生人搭讪轻易别理睬”……即便你想按主流价值去做，却无奈缺少践行的社会环境氛围。

　　理想丰满与现实骨感的反差。国人自小到大，从教科书和大众传媒上，没少得到过主流价值倡导和公民德道教化的耳濡目染和认知熏陶，不少人走出校门时“书生气十足”、理想很丰满。然而当他们容入现实社会时，现实的骨感又将他们的丰满理想击碎。“做好事被误解”“好心罹恶报”，耳闻目睹的无情现实让他们一次又一次地心灰意冷乃至臻至绝望。

　　倡导法制与现实法治的反差。人类演进历史也告诉我们，“陌生人社会”并不必然伴随着人性冷漠。换言之，“陌生人社会”并不必然等于人性冷漠。设若说“熟人社会”生活秩序更多地通过道德规范实现自律与他律，那么，在“陌生人社会”中，彼此不熟悉人员流动性强等因素则势必削弱道德的他律作用。法制应运而生，倡导法制就是藉以建立法制权威规范社会成员行为。然而，倡导法制从来不等于现实法治。一个高度法治化的社会，法律制度凭借其中立性、公正性、权威性承载着社会成员最普遍的信任，而其前提是要能凭借现实法治实现倡导法制之目的。法治在“陌生人社会”中的理想愿景是，彼此陌生的人交往时，尽管他可能并不清楚对方的状况，但会相信一旦出现欺诈失信行为，可以通过正当的方式“讨到说法”，也相信能得到公正的裁决，进而建立起“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坚定公民信仰。相应地，陌生人摔倒了多半会去扶，因为相信万一被讹诈、法律会还原真相，而不诚信的一方会受到制裁。让国人“炎黄子孙”身份符号与礼仪之邦文化标签谙然失色、让外人贻笑大方笑掉大牙的“彭宇案”案，恐怕就不会发生了。

　　互不信任增加了社会运行成本，也让国人情绪变得焦躁、心理变得灰暗，久之，势必形成周而复始万劫不复的恶性循环：一方面对陌生人处处提防、认为这是让自己利益免受伤害的必要方式，另一方面抱怨“人性冷漠”、“道德滑坡”；一方面指责他人“麻木不仁”、“见死不救”，另一方面又明提暗示亲人朋友遇事别“出手”、少“出头”。这一方面说明国人内心向往温暖取向良知的传统美德基因并未消失；同时也提醒我们“亡羊补牢，犹未为晚”，重构社会信任已成当下十万火急时不我待的社会课题。

　　信任重构当然是个宏大的系统工程，但无论如何作为，我以为，能不能消弭三大反差当是检验标准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