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今年是第四次来火车站买票，票还是没有。工作人员说：网络和电话的票要早几天，票一放出来，就在网上抢光了。我们是打工的，又不是白领，哪会开通(网银)，这不是用脚趾头想出来的吗?”

　　他还在信中写道，“厂里40多个工友都不会弄电脑。老板同情他们，帮他们上网买票，结果老板弄了半天，也弄不起来，不是进不去，就是没票了。老板说，就算有票了，还得开通网银。于是，他们又换了电话订票，40多人只要一有空就打电话。但最终，只有一个人打了好几天才打通，买到了一张去江西的票。”

　　这是《温州都市报》昨日刊发的“一个农民工写给铁道部的一封信”中的内容。作者署名为来温州务工的重庆人黄庆红。“网络、电话订票，明显对我们外来务工人员不公平。以前还可以凭苦力老实地排队，现在网上和电话要比排队快，我们就算排死都买不到票。如果在放假时我仍买不到火车票，我只能坐汽车回家，那样要比火车贵2倍的钱，本来这些钱可以给6岁的女儿多买点东西。”黄庆红昨天接受早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温州当地媒体派多路记者前往该市几个铁路售票点，随机采访了30名排队购票者。结果有25人称“连电脑键盘都没碰过，也不知道网上购票”，3人表示“上网购票没能成功”，2人担心“网络购票不安全”。“网络购票我都没有听说过，我这把年纪了哪会弄啊，还是老老实实排队吧。”59岁的外来务工人员胡济民接受采访时表示。24岁务工人员蔡松林虽对电脑并不陌生，可网购火车票他心有余悸：“现在诈骗的钓鱼网站特别多，万一遇到骗子，大过年赔了钱还坏了心情。而且网购时还要填写很多个人信息，担心会泄露。”

　　1月9日清晨，在沈阳北站售票大厅门前，农民工鞠艳君又一次没买到去广州的车票。“这是我第二次来了，结果窗口的售票员每次都跟我说，网络和电话的票要早几天，票一放出来，就在网络上被抢光了，没有票剩下来给窗口。”鞠艳君摇着头说。今年春运，铁路部门全面实行了电话和网络购票，使得很多不会上网、依靠排队的旅客买票更加困难，甚至有网友大声疾呼“给农民工一次拼体力买票的机会吧!” “我是做家政服务的，平常根本用不上电脑，秋天的时候去网吧学过，但到现在也只会聊天。”鞠艳君对自己不会用电脑很闹心。

　　我以为，黄庆红代表农民工的一纸诉求，会改变今年春运的某些生态，不料，随着媒体送给他一张机票，事件戛然而止。黄庆红“回家”的问题暂时解决了，但是它本身携带的社会落差之痛依然存在，并且媒体赋予的结局，使得落差之痛又有增加。

　　一是个体与群体的落差。成为新闻人物常常能改变命运，但改变的只是个体，群体命运依然如故，且常常被新闻效应所遮蔽。正如黄庆红所说，我回家了，可工友们呢?他还可以加上一句，今年回得去，明年、后年又怎么办?

　　二是供应与公平的落差。今年的网络购票新规，与电话订票、票库票源一起共享，逐步构成了“公平购票”的网络。这些新方式的确可以打击黄牛，问题在于，打击黄牛并非缓解春运的核心。就经济规律而言，黄牛是一个指征，意味着供给已严重不足。但就铁路运力和票源而言，“季节性”并不能成为供给不足的借口，在西安、浙江等地，出现了为农民工团体免费订票、甚至满人数开专列的情况。而衢州一地更是出现工会代理车票，争取利益的好苗头。事实上，农民工们的返乡返城大方向趋同，临时性、有目的为农民工“量身增加运力”并非不可能。

　　三是文化与科技的落差。目前中国有1.4亿人网购，而今年春运全国运量将达31亿。1.4亿与31亿间，交集有多少?他们之间的落差，就是致信的黄庆红们。

　　有农民工抱怨网络购票“不公平”。要缓解农民工心中的痛，不仅是铁路部门的责任，企业、社会都应给予更多的体恤和关怀，让他们能感到社会的公平和温情。 ——《新京报》

　　先进的技术走得太快，部分人就会被抛下并且越抛越远，直至成为边缘人。中国的政务网络化，包括网上购票之类的步子能否迈得慢一点、幅度小一些，等一等那些尚处在追赶阶段人? ——《中国青年报》

　　信息时代的到来终究是不可阻挡的，铁路售票方式的信息化也是铁路发展历程中的必由之路。在信息时代，对于信息的获取和运用能力也将逐步影响一个人的阶级属性。换言之，信息社会一定程度上重构了社会阶级的内涵。 ——《南方都市报》

　　网上的火车票资源只是一部分，多数还是通过火车票窗口购买，规则是公平的。不能说由于农民工不熟悉网络技术，为了公平就拒绝网购这种便捷的方便，这是一种“共输”而不是“多赢”的逻辑。真问题倒不在“网购剥夺了农民工买票机会”，而在于要落实那些对农民工购票的倾斜政策。——《东莞时报》

　　春运终究是人的而非技术的春运，让每个想回家的人都能回到家，才是春运的根本目的。民工作为一个特殊群体，知识技能的差异，让他们在春运“抢票”之中处于劣势地位，不能寄希望这个群体一夜之间完成网购“扫盲”，更何况还有用得上电脑、开通得了网银等诸多条件的限制。

　　春运运用技术，但不能完全依赖技术。农民工购票的绝望，反映出售票新技术运用后，服务机制配套的滞后，因人而异、兼顾各个群体的利益是服务至上的不二准则。对于农民工比较集中的区域，铁路部门可以适当保留重点方向车次的部分车票，专门售给返乡农民工。此外，还应多组织员工到农民工比较密集的企业、社区，开展代办网购等专门服务，切实给农民工提供购票便利。

　　在如此严苛的客观条件下,只能通过各方面积极有为的努力,来帮助农民工群体解决购票难的处境,实现他们平安返乡的梦想。信息化将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但这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当一部分人走得很快的时候,我们应该适时地回头看看,拉一把掉队的人。帮农民工买到车票,也是全社会的责任。

　　农民工应主动适应

　　时代在进步，网络电话购票符合大多数人的愿望，农民工朋友不妨也与时俱进一下，主动适应社会。

　　“网络购票对学生和白领没问题，但是农民工特别担心网上都把票抢光了。”张雄伟建议，售票窗口预留半数以上的车票，在车站、火车票大卖场的屏幕上滚动公示票源信息，以免彻夜等待的农民工白辛苦。“政府的出发点是好的。”张雄伟建议农民工兄弟多关注媒体发布的新闻和服务类信息，主动适应和尝试网络购票、电话购票。同时，他呼吁社区、企业、学生等对农民工网络购票提供指导帮助，“在有条件的社区服务机构、公益性连锁网点、火车票大卖场，可有工作人员来教农民工怎样上网买票。” “对农民工来说，辛苦一年总想回去看看老人孩子。所以，我今年还要呼吁，春运要增加普通车、普通座。”张雄伟说。

　　团体票渠道

　　针对重庆农民工致信铁道部，反映网购致排队购票难一事，济南铁路局客运处负责人王玉民介绍，如果不能上网购票，20人以上可以通过团体票方式出行。春运期间，铁路部门只接收学生和民工团体票的预订。今年春运，团体票的预售期调整为15天，比其他所有的售票方式都要提前。

　　铁道部

　　作为主管部门的铁道部,应当多想一想农民工们的难处,适时地调整网络购票与窗口售票的发售量;在一些农民工相对集中、车票需求量较大的地区,可以集中进行团体购票,甚至尝试上门订票服务;对于比较受农民工欢迎的临时加开列车,要及时地发布信息通告出来。

　　各种组织

　　用工单位、劳动部门以及行业协会等各种组织,也可以发挥自己的作用。黄庆红的信中写到自己的老板同情他们,帮他们在网上买票,可惜没有成功。但如果每个用工单位都能有这样的服务意识,派出专人帮助返乡的民工上网购票,形势或将大为改观。再如今年春运期间北京铁路局规定,“同一单位购买同一日期、同一方向500张以上车票,可以向铁路部门申请办理农民工专列”,而事实上大部分企业并不具备500人以上的规模。如果劳动部门和行业协会能够起到中介的作用,让来自不同单位的老乡们“拼车”回家,正是人性化服务的一种体现。

　　同时,每一个人也应该尽到自己的社会责任。在网上购票的乘客们,如果能够提前查好车次迅速操作购买,而不是带着平日网购时优哉游哉的“淘宝”态度,也可以大大提高效率,给窗口前苦等余票的农民工们一点希望。电话购票者也应当更有诚信,据铁路部门的统计,目前电话订票的取票率平均为50%-60%,最低仅为38%,这部分被占用的票额在取票期限到达后,会再次返回到客票数据系统中重新发售,但一些排队购票的农民工,或许就被这些不负责任的电话给挡在了车窗之外。

　　春运所涉及到的不仅是铁路部门一家，民航、公路、航运等都面临短期运力紧张的压力。在运力既定的前提下，相关部门应当制定整体的交通规划，科学统筹运力，同时努力提升服务水平，让大家都平安回家过年。我们相信，只要不回避问题，认真实干，春运难题总会逐步缓解的。

　　一句话，只要整个社会都把农民工当自家兄弟，他们就有办法踏上回家的列车。

　　本网综合新华网、人民网、金羊网、东方早报等媒体报道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