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哥得了胃癌之后，经过多方医治苦苦挣扎了一年，最终还是没有挽回他的生命。今年的农历九月初二是他去逝一周年的祭日,因离老家数千余里，工作也脱不开身，原打算给四哥扫墓的计划也成了泡影。

 

      四哥自在西安唐都医院手述之后，好饭好菜与他无缘，每天只是用流食来打发日光，不到两月，茶水难进。无奈之下，只好重返医院作了胃扩张，又没过多久，病情亦然如故，无情的病魔折磨的他求生不得，求死不能。他在病中，时刻都有一种不安的心压抑在身，我先后两次去西安医院看望了他、三次回老家，直到最后一次在万莫能助的嚎啕声中与四哥作最后一次告别。

 

      人世间是不公平的。有的人一生下来就跌到福窝里，衣食无忧；有的人自小就承受苦难，过着备尝艰辛的生活，我的四哥就属于后者。

 

      四哥比我大三岁，因父亲去逝的早，母亲带我们兄妹四人，最大的12岁，最小的才3个月，加之农业社靠工分份吃饭，还不到7岁的四哥仅仅上完了小学二年级就参加了农业学大寨的行列，每天2份工，生产队还是看在“军人家属”的份上（二哥当兵在部队），但四哥不闲少，无论是炎炎夏日，还是严寒的冬天，他抱着－种想法就是多出勤，为家里减轻负担。几年后，生产队便安排四哥去了大队成立的农建连专修大寨田。从此，四哥由每天的2份工一下子涨到了8份，每月的月底四哥带着连队的介绍信，高兴的到生产队报工。农建连是在大队的统一规划下，专门造田修地的，统一火食，吃住在哪里，每天重复着拉车推土，担挖背挑，抬打砌垒等超强度的体力活，四哥汉小力薄，常为连长有意刁难他而举理力争，在连队是出了名的“铁壳嘴”，可他心灵手巧，架子车坏了别人修不了，他就利用吃饭时间义务检修，当连长发现坏掉的架子车又能重新使用时，一问才知道是四哥亲手修好的，连长由怒变喜，脑子一发热当即提拔了四哥成为连里唯一的一名机械检修工，这一干就是整整三年。

 

     尽管四哥勤劳苦做，可每年的年底我们家仍是全队最大的缺粮户，我上完初中，看着家庭如此背景，不打算再上学了，可四哥不同意，他执意要我好好学习，争取考上高中，并劝导我说：“小弟，我们姊妹一大伙，没有一个能上得起学，你现在有条件，再苦都有我顶着，你是我们唯一的希望，能考上大学更好，考不上大学回家种地也不迟”。四哥的一席话让我又鼓起了上学的勇气，那一年全校189名应届毕业生考上高中的也仅仅只有我们11人。

 

      我上了高中，四哥暗自高兴，在生产队干起活来也精神十足，他总觉得我上了高中是全家人的荣耀，说话时也增添了不少底气，乡里乡亲一提起这事，四哥总是甜甜－笑。我每周放学回到家里，四哥都要把乡亲们夸赞的话给我学说一遍，我知道四哥的用意，他是要用这种方式来鼓励我好好读书，的确全村5年多来就我这么－个高中生，我怎能辜负这个贫困的家庭和四哥的期待。说话间我读懂了四哥的心思，也知道了自已肩上的重任，这其间四哥没少操心。最难忘的一次是在一个数久寒冷的冬天，北风呼呼的刮，四哥和三哥一大早就背起镰刀，拉着架子车去后河的山上砍柴火，晚上10点左右，学校的门卫领着满身汗水、又瘦又黑的两个人来宿舍找我，我起床走出宿舍的大门一看，天啊，竞是我的两位哥哥，一时间我就象木鸡一样站在哪里不知说什么是好，两个哥哥将－车柴火卸在了学校的灶房旁边，叮嘱了我几句转身就朝回家的路上走去。那一晚我再也没有进宿舍，只是靠在宿舍的门口独自流泪到天亮。

 

      现在一想起来都心痛，那－车柴是多么的不易呀，上山砍柴要经受荆棘刺菈，又要弓腰拉车徒步40余里，不说吃饭就连一口水也没喝上，还不知道他们受了多少苦和累。就是那－车柴一直管到我高中毕业时还剩下3斤柴票（当时学校规定每交一斤面三斤柴）。

 

      包产到户以后，我们弟兄相继都成了家，四哥也另居生活，他虽然文化底子薄，可他苦爱读书，并自学和潜心研究了《豫门盾甲》这本书，四里八乡的人都知道他会“看日子”，当地办喜事的、盖房动工的、乔迁新居的、出门打工的都要请四哥给看一个黄道吉日，以图吉利，凡来来者不拒，义务帮忙，时间一长登门拜访的人络绎不绝。

 

      世界上有－种锥心的痛，那就是对已故亲人的怀念，什么难事、急事都能帮忙解决，唯独病魔缠身别人无法为其分担，当我伏桌写稿时，伤痛的泪水早已摸糊了我的视线，依稀中，四哥的音容颜貌又浮现在我的眼前，他没有走，而是永远活在我的心里。

作者：韩城矿业下峪口矿采煤二队程宏涛

编 辑：一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