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学者研究，在改革开放之初，我们的平均腐败案件潜伏期是1年多，近十年来，平均腐败案件的潜伏期变成了9年多，增长了七八倍。因此，如果我们用“绝不赦免”的方法，可以推算，“腐败呆账”只会越来越多，存量会越来越大，抵抗也会越来越顽强，最后可能出现鱼死网破，甚至鱼未死网已破的态势。（京华时报2012年12月17日）

近日，中国纪检监察学院副院长，制度反腐专家，国家行政学院等院校兼职教授，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特约研究员李永忠表示，官员财产公示应实行“有条件地赦免”，即腐败分子将收受的全部贿赂匿名清退了，并且在案发后，经查实退回的赃款与实际情况完全吻合即可得到赦免，引发舆论热议。

可是这种说法，却招致了不少民众的反对与拍砖，认为这是一种的变相的庇护，是一种糊弄民众的做法。

然而，从长远来看，这样的做法可能是一种无奈的现实选择，否则的话，就无法找到反腐败的突破口。当年，香港腐败盛行的时候，廉政公署起初的治贪行动，也招致了当时警察群体的反对，甚至引发暴动和打砸抢恶性事件，最后也不得不以一定的赦免开始新的廉政行动。

在世界不少国家都纷纷推出官员财产公示制度的时候，中国对于官员财产公示制度的愿望从来没有现在如此之强烈，特别是最近一段时间以来“网络反腐”频频出现，“表哥”、“房叔”、“性爱视频”等纷纷上演，更加给了民众、舆论以推进官员财产公示的坚定意志。

可是为什么这样一个对于廉政起着重要作用的财产公示制度，却迟迟难以出台，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不再于技术方面的原因，而在于相当一批官员，由于体制制度等各种原因，在过去三十年中已经有了相当多的灰色甚至黑色收入，这时候让他去公示，无疑只会让他们成为政改的阻力者和对立面。

因此，我们在官员财产公示的问题上，要解决几个方面的问题。第一，正如李永忠教授所说，公示的目的是什么？公示是为了清算官员吗？恐怕难以做到。公示应该的主要目的是实现零容忍，最终目的是为了实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弄清楚了这个问题，我们在推行的时候，就可以有针对性的出台措施，比如对新提拔的干部就完全、彻底地要实行财产公示，不论今后什么时候全部推行，必须不能有丝毫犹豫不决，也不需要搞什么试点，就可以全国推行，否则的话，只会越陷越深。另外，对于已经存在的贪官问题，可以渐近推进，并给予一定的自我救赎。

其次，在赦免的条件方面，也应该有科学的界定；另外究竟如何赦免，也要有个界定。而这个界定就完全可以参照我们国家法律里面规定的“自首”或是“立功”情节，绝不能搞完全的赦免。什么样的收入可以赦免？是灰色收入，还是黑色收入，灰色收入有可能是体制问题造成的，而黑色收入则可能是赤裸裸的违反党纪国法，这样到底该不该赦免？还有在贪污腐败的危害程度上，是不是造成了极大的危害后果，这需不需要有一个界定。另外，在腐败的问题上，也有三种情况，一种是权钱交易，退钱是一个办法；再一种是权色交易，该如何处理？还有一种是权权交易，也就是李教授所说的，你把我女儿培养成后备干部，我把你儿子提拔成市长，这些情况又该如何处理？

另外，所谓赦免应该如何赦免，是继续保留官位、职位；还是撤销一切职务，只是保留身份；亦或只是不受刑法追究，其他一切职位、身份都要撤销，等等，这也是值得慎重考虑的。如果说一个大贪官只是退了点钱，却依然让其稳坐高位，恐怕民众是不会答应，而法律的权威也会受到严重挑战，毕竟在这之前，不少的贪官污吏因此而伏法。

另外，如果说不实行有条件地赦免的话，官员财产公示应该如何推行下去？其实，不论你是否赦免，官员财产公示的推行都会是遇到阻力的。也并不是你一提出有条件赦免，就会有官员自动现形。所以任何一项制度不要指望得到所有人的支持，特别是象这种触动既得利益的改革，必然是深水区的攻坚。我们要意识到的问题是，如果不推行公示制度，腐败的形势如何来控制？党和政府的公信与形象如何来加强？面对这样严峻的考验，几个人的阻力甚至是一个极大集团的阻力，不应该成为摇摆不定的理由。

也就是说，即使是实行有条件赦免，也是可以推行官员财产公示制度的。纵使今后有贪官愿意自省，也会有法律条文给予宽大处理，这并不是不可解决的问题。何况，官员财产公示是不万能的，并不是官员财产一公示，所有以前的腐败分子都会一一现形的，至少短时期内没有如此大的作用，但却可能形成极大的震慑，至少让其今后不再胡作非为，这就是我们要达到的真正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