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30日，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在北京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专家学者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意见和建议。这是自2000年以来，中纪委书记第5次与专家座谈反腐。可见，中央就反腐问题问计专家，已成为一种基本惯例。而反腐作为确保执政党生命力的重要一步，借助专家的力量完成制度上的顶层设计，也一直被认为是取得反腐工作重要突破的关键所在。

物必先腐，而后虫生。十八大报告中关于反腐败问题的论述，沿袭了此前十七大报告的“形势依然严峻”的说法。这表明当前权力的腐败，绝不只是个别现象，而是涉及到了反腐败的体制机制问题。从另一方面看，执政党一直郑重承诺“要坚定不移把反腐斗争坚持到底”，也证明了腐败是一个长线问题，稍有不慎，就可能造成积重难返之势。

正因为此，解决腐败问题，就不能仅仅依靠官员自觉，而必须要依靠制度来进行监督。王岐山说：“信任不能代替监督。”的确，信任人终究还是“人治”，建立制度才是“法治”，相比于充满变数的“人”，“制度”显得更加可靠和稳定。这一点，在反腐问题上，实际上早已形成共识，毋庸多言。因此，重要的是，如何对目前的反腐工作进行制度上创新，通过大胆改革和积极探索，能够整合出一套富于成效的反腐制度。

据公开报道：11月30日的座谈会上，针对制度创新，连续三次参加座谈会的法学家马怀德就表示：反腐败要靠法治，其中三部法律很关键。这三部法律分别是《重大决策程序条例》、《政务公开法》和《行政组织法》。第二次参加座谈会的姜明安教授也指出，应该考虑启动《反腐败法》，确立反腐败的整体方针、原则、体制、机制和各种具体制度及其运作的规则、程序，使反腐败工作真正走上规范化、法治化的轨道。

反腐要靠制度，制度当然需要宏观设计。专家的建言逻辑分明、条理清晰、态度诚恳，对于推进反腐制度的创新当然不可或缺。但反腐不光是理论探讨，要真正推动反腐的制度化进程，就需要有真实的动力存在。细而究之，这种动力既要求新一届领导人有排除万难之决心；也需要民众积极呼应，与中央一道为反腐提供动力。换言之，反腐既不是上层领导可以单独完成的，也不是底层民众可以独自推动的，反腐的动力和制度建设，无一不需要上下两股力量的汇流来实现。

腐败可以导致一个国家的失败，也可以制造一个社会的失败。通过引入社会的、民间的力量，执政党推出的反腐工作可以获得更大的动力，也可以获得更多的具体经验。近年来，网络的崛起为民间反腐提供了一个可贵的平台，也诞生了很多具体的反腐案例。如何将网络上的民意，乃至网络反腐的诸种经验、方式和途径纳入到政府推出的制度框架中，绝对是一个极端重要命题。

而另一方面，网络反腐作为民间反腐力量兴起的标志，如果不能被有效地与制度性的反腐工作相融合，也势必会导致民间反腐斗争的失序。届时，这股必然崛起的力量，不但遗憾地无法成为推进反腐的稳定动力，反而容易演变成一匹桀骜不驯的烈马，其后果必然是既冲击了腐败官员，也伤及了无辜的人群。

反腐工作不是一场战役，也不是一次运动，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模式或许在推进反腐制度创新时还具备一定的优势。那么，一旦反腐工作开始渗入我们的日常生活，最终需要的还是一个通畅的反腐渠道，一套有效的反腐制度。这里既需要执政者拥有足够的政治担当，也需要精英主导的制度设计，更需要民间力量的大批介入。

正如《人民日报》指出：“从雷政富到梁道行，短短数周，多名官员落马，中央反腐决心清晰可见。叫好的同时也要警醒，决心能成就一时之效，完善制度方可长治久安。治国先治吏，治吏必从严。愿每起案件，都成为制度进步的契机。‘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