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中等收入者”，我国目前还没有形成一个相对明确、统一、能够获得广泛认可的界定标准。现有的几种指标体系范围非常宽泛，不同标准之间的差距较大，得出的结果差别也很大。

　　界定标准的模糊引发了一些人的认识混乱和反感情绪，认为自己“被中产”了，有学者认为，这不利于提高民众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认同感和满足度。

　　界定标准差距大

　　中国社会科学院2011年12月12日发布《产业竞争力蓝皮书》，其中认为，2010年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4400美元，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2011年中国已经进入中上等收入国家行列。

　　这一结论引起了社会广泛争议，不少网友认为这一结论和人们的实际感受差距较大，认为“被中产”了。

　　网友“无尘界”发表微博说：“是社科院说错了还是我听错了，我咋觉得日常生活和报告不符呢？”

　　《经济参考报》记者调研发现，由于缺乏相对统一的标准，使得“中等收入者”成为一个内涵与外延都难以准确把握的、不确定性的群体。国家统计局、中国社会科学院、浙江省社会科学院以及一些专家学者、社会研究机构和国外机构都曾发布过相关界定标准。

　　比较不同标准就会发现，这些标准本身范围非常宽泛，不同标准之间差距非常大。以个人年收入的上下限为例，这些标准就包括“1.63万-3.73万元”、“2.2万-5.7万元”、“2万-16.7万元”、“3.4万-10万元”等。安徽省社科院还把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相区分，农民居民标准是“0.3万-0.8万元”，城镇居民标准是“1万-2.5万元”。

　　国家统计局重庆市调查总队还提出“收入、资产、住房面积三者居其一”的界定方法，只要满足三个条件中的任意一个，就可视为是中等收入者。

　　除此之外，国外的一些研究机构也在针对我国发布一些中等收入者的标准，如世界银行、法国巴黎百富勤公司、美国盖洛普调查公司、美国雅虎网站等。

　　由于标准不统一，各种研究对于我国中等收入群体的认识也差别较大。有的认为我国已进入“中上等收入国家行列”，有的认为“我国城市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已达2.3亿人”，有的认为“目前我国的中等收入者占全国总人口的7%左右”，还有的认为“我国中等收入者占从业人口的25%左右”。

　　据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关于我国中等收入群体统计方法和标准有20种左右。

　　标准模糊令人迷茫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原所长、中国社会学会会长陆学艺说，当人们对自己的“中等收入”身份缺乏认同时，就不能成为社会的“稳定器”。

　　张志坤在北京一家门户网站工作从事技术维护工作，月薪1万多元。他说：“每月房贷要4000多元，再加上平时的生活费，每月剩下的也就千把块钱，这也能算是中等收入者吗？”

　　张志坤认为，一些机构发布的中等收入者标准明显偏低，“这样的界定标准，只不过是为了统计数据好看而已。”

　　陆学艺认为，中等收入者界定标准模糊容易引发人们的认识混乱和反感情绪，削弱了中等收入者对自身地位的认知，更加不利于建设“橄榄型”社会。

　　2010年6月，在北京工业大学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联合推出的《2010年北京社会建设分析报告》中，沿用国家统计局2005年制定的界定标准，将北京中等收入者认定为540万，占北京市户籍人口的40%以上。然而，另一组随之公布的数据却显示，在被认定的中等收入者人群中，有68.7%的人并不认可自己的“中等收入”标签。

　　陆学艺2011在成都做的一项调查显示，仅有14%的被调查者认为自己是中等收入者。

　　广东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汪一洋认为，我国已经明确提出要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建设“橄榄型”社会，但当前我国的中等收入者比重究竟是多少？没有这一基础研判，有关部门在制定经济社会政策时就缺乏参照。

　　建立“社会结构CPI”

　　浙江省社科院调研中心主任杨建华认为，在研究如何建构橄榄型社会时，一个必须首先解决的问题是确定中等收入者的具体内涵和划分标准。自我国明确提出“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以来，已经有许多机构和学者从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视角对中等收入者问题进行了多方面的探讨。但由于研究视角、研究方法及研究取向等方面的差别，这些研究的结果分歧较大。

　　燕京华侨大学校长华生介绍，对于中产的界定，美国、英国、德国、瑞典等发达国家不尽相同；印度、新加坡、巴西、阿根廷等国的划分标准也有很大差异。虽然国际上也没有一个统一的界定标准，但不少国家都有自己的一套标准体系。

　　例如，印度“国家应用经济研究理事会”是印度中产标准的制订和发布者，其最近发布的标准是：凡年均税后收入在3.375万卢比到15万卢比(约合700-3000美元)的家庭均可算是中产家庭。

　　专家建议，应由发改委等综合经济管理部门会同权威学术机构，制定发布我国的“中等收入群体指数”，衡量我国中等收入人群的分布和发展状况，监测社会结构的变化趋势，对制定经济社会政策提供指导。

　　陆学艺说，“中等收入群体指数”相当于社会结构方面的“CPI”，对于指导经济社会政策具有重要参考作用，这一指数的变动，可综合反映分配、福利、税收、消费等方面政策是否有利于建设“橄榄型”社会。以此可以指导调整相关政策。

　　比如说，当前我国有大批高中毕业生出国留学，从一个角度反映出“中等收入群体”家庭对优质大学教育的巨大消费需求，那么我们在制订教育政策是，就应该进一步鼓励多种社会资源投入大学教育之中。

　　“我这算中等收入者吗”

　　40岁的陈兰芬是温州本地人，从1994年和丈夫白手起家，一起在市中心租了几个铺子开始经营饭店。尽管年收入超过40万元，手里还有几套房子，但陈兰芬还是觉得攒的钱不够。一家人至今还挤在一套70多平方米的房子里，只有8岁的儿子说起"炒房"赚钱竟也头头是道。

　　在陈兰芬看来，每天早上9点上班，晚上9点下班，逢人就陪笑脸，拼死拼活干还不如把房子出租来钱快。

　　"不让自己闲下来主要是想给儿子做个好榜样，不然孩子的同学提起他们的父母是公务员或在银行工作，而自己的父母闲在家里，不太好。"提及公务员、银行职员这些工作，陈兰芬的眼神里不自觉地流露出羡慕。

　　私营企业主潘骑从1998年注册成立了高科数码科技有限公司，目前公司有9个销售门店，一年销售收入大约在1.5亿元左右。

　　潘骑说，自己每个月拿5000多元工资，加上年底分红，年收入大约为30万元，妻子在一家皮革公司工作，年薪大约为15万元。主要资产是在温州有一套房子，在杭州和苏州各有一套仍在按揭的房子以及一辆奔驰汽车。

　　"全国范围来说，我的收入肯定是超过了平均数，但是在温州，只能勉强算是中等。而且现在中小企业生存形势不乐观，融资难，竞争激烈，原材料、用工各种成本都在涨，心里头挺慌。"他说。

　　潘骑说，他们不像公务员那样旱涝保收，很多现在拥有的财富可能说没就没了。

　　江西赣州人胡铭慧来自农村，2006年从江西服装学院本科毕业进入报喜鸟集团有限公司工作。刚来的时候属于3级技术员工，年薪大约4万元，现在已经是加盟中心总经理助理，税后收入大约近30万元。买了一辆价值26万元左右别克君越汽车，至今还未在温州购买住房。

　　提起他的高收入，胡铭慧叹了一口气说，和他一起毕业的同班同学有53个人，大部分人现在做设计师或者在车间做主管，月收入超过5000元的都不多，他属于是混得最好的那一类，但目前仍然和妻子、两岁的儿子挤在公司的出租房里。因为在温州买房没有250万元下不来，这就要不吃不喝工作10年。孩子马上要上托儿所，又是每年上万元的开支，老家的父母都是农民，年纪大了没保障，也需要钱。

　　"别看我现在收入高，好像进入了中等收入群体，但只要一搭上房子、孩子、车子，马上就被打回原形。"他说。

　　36岁的山东潍坊人赵至靖留学回国后在北京一家广告公司做创意总监，目前年收入约为30万元。赵至靖说，他从2007年打算在北京买房，当时3环内靠近2环的房价每方约为一万五千元，觉得贵一直拖着。去年底在5环附近买了一套面积为120平方的三居室住房，总价280万元。首付了120万元，现在每月房贷6000多元。

　　尽管妻子的年收入也超过10万元，但是在赵至靖看来，目前的收入与自己几乎每晚、每个周末都加班的付出还是不成正比，跟自己那些在垄断行业、金融机构工作的同学更是没法比。

　　"我这算中等收入者吗？一个房子困扰了我四五年！攒钱速度永远赶不上房价涨幅。因为房子，差点连媳妇也娶不上！孩子上幼儿园一年花费在3万元左右，马上又得省吃俭用给孩子存上小学的钱。"他说。

　　一些公务员和事业单位员工对于中等收入群体的划分也并不认同，认为自己被划分在工薪族中更为合适。

　　就职于杭州一家事业单位的包彩英工作已经3年了，她告诉《经济参考报》记者，扣除住房公积金、养老保险等项目，拿到手的工资每个月有3000多元。她说："连企业的普通员工都不如，每天都是能省则省、精打细算过日子，买东西还价还了几毛钱都要高兴一阵。"

　　徐峰研究生毕业后通过公务员考试进入了浙江一家基层行政执法局。今年年初，他做生意的父亲给他在杭州买了一套140平方米的房子和一辆价值30多万元的大众汽车。尽管成了有房有车一族，但徐峰认为自己和中等收入群体相距甚远。

　　徐峰说："我每个月拿到手的收入就3000多元，读了这么多年书，远没有只有高中学历的父亲赚得多。"

　　行业利益成“扩中”绊脚石

　　目前，我国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在缓慢扩大，但仅以每年1%左右的速度递增，这一增速与经济发展速度很不相称。

　　中国社科院发布的《2012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蓝皮书指出，我国城乡、行业、群体之间收入分配不公与差距过大，衡量居民收入分配差异的基尼系数2010年估计达到0.46左右，远远超过0.4的警戒线。截至2011年底，这种差距扩大的态势仍未根本扭转。

　　即使像浙江这样经济发达的省份，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态势仍在继续。浙江省社会科学院调研中心主任杨建华告诉《经济参考报》记者，根据他们的研究结果，浙江省收入差距的"倒U形曲线"拐点至今仍未出现。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劳动工资研究所研究员苏海南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收入差距可以分为行业差距、群体差距、城乡差距、地区差距、部门差距这五大类。从目前情况判断，行业和群体的收入差距仍在扩大之中，比如金融行业收入在持续上升、而外贸等行业收入水平持续下降。

　　而从最新的数据来看，城乡、地区和部门间差距保持不变或者略有缩小。"这种缩小是在原来差距过大、不合理情况下的稍微缩小，如果不加控制随时可能出现逆转。"苏海南说。

　　尤其需要指出的是，近几年房地产畸形发展助推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一部分占有"先机"拥有多套房产的家庭，随着房价飙升资产总量迅速膨胀，形成了财富积聚的"马太效应"，而另一些原本有条件成为中产的大学毕业生或进城技术工人却被高房价挤在"玻璃门"外。

　　在长沙一家科技型企业工作的周文，是中南大学毕业的研究生，她告诉记者自己一个月工资还不到3000元，想在长沙买一套100平米的房子需要不吃不喝20年。

　　专家认为，收入差距扩大将促使人群向高、低两极分化，不利于中等收入者比重的提升。而且，行业利益逐渐成为"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绊脚石。

　　杨建华说，以浙江省为例，在2008年浙江城镇单位从业人员中，占从业人员总数52.5%的制造业从业人员的工资收入，仅占工资总额的31%；而占从业人员总数1.71%的电力、燃气、水等垄断性行业从业人员的工资收入，却占工资总额的3 .14%，反差鲜明。

　　苏海南、杨建华等专家认为，资源占有不平等形成的行业利益"板结"，限制了中等收入者比重的提高。

　　他们呼吁进一步完善国家经济资源配置体系，营造公平公正的市场竞争规则，为中等收入者比重的提升创造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