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允许网络红人、有丑闻劣迹的人物上电视做嘉宾，同时禁止职场服务类节目互相打击，通过恶搞博取收视”，不能说一点道理也没有，但何谓“网络红人、有丑闻劣迹的人物”却是一个值得考量的课题。所谓“网络红人”终究要归结到现实中的个体，而“有丑闻劣迹的人物”恐怕也不可能单方面说了算，尤其是在价值观多元化的当下。

　　就笔者的观点，治理过度娱乐化、低俗化倾向值得期待，但是，我们更要反思是什么造就了过度娱乐化？如果说过度娱乐化仅仅是“网络红人”造成的，显然难以自圆其说，因为在“网络红人”出现之前，所谓的过度娱乐化也是一种存在的现象。正因为如此，在笔者看来，认识不到过度娱乐化背后隐藏的“唯收视率”陷阱，就是一种南辕北辙。

　　当下，为了吸引眼球,追求收视率，隐私、金钱和女色等成为电视娱乐节目中的卖点。实际上，以丑为美，拿嘉宾的隐私开涮，一度成为娱乐节目的亮点。电视娱乐一定程度上成了满足人们窥视欲望的替代品。正如学者所说，“大众以电视为桥梁能够接触到以前无法接近的秘密。这个‘秘密’往往被作为人的弱点的社会性暴露而提示在大众面前。”更有娱乐节目竟以金钱为诱饵，鼓励节目参与者吃虫子。在电视与商业合谋制造的娱乐语境中，观众得到了满足，广告得到了市场，电台则得到了利益，各有所需，各取所得。有人总结说，“掌声、笑声、搏彩声，声声入耳；私事、家事、无聊事，事事开涮”，这难道不是娱乐狂欢图景的真实写照吗？如此种种，真的都是“网络红人”造成的吗？

　　进一步说，过度娱乐化与“电视是一个儿童政权”有关。正如学者哈特莱所说：“对电视业来说，电视是一个儿童政权。受众被想像成具有儿童般品德和特性。当然，这个政权并不是每时每刻都控制着对方的所有电视，但是可能存在这样一个规律，即目标受众群越大，他们被儿童化的程度就越高。”观众在这种儿童化娱乐节目的熏陶之下，智商不是得到了提高,反而降低了。弱智的娱乐传播培养起来的是人们弱智的判断能力和鉴赏能力，而这正是他们所希望看到的。但过度娱乐化带给社会的就是无需思考的思考，无需品味的品味，这充分暴露出了娱乐节目的肤浅、媚俗与平庸。但无一不是唯收视率带来的恶果。

　　过度娱乐是艺术之树上的病枝，享乐的麻醉剂，刺激收视以谋取金钱的商品。如果不加以治理，娱乐传播的低俗品位的确将艺术沦为商品的附庸，文化的内涵也被稀释消解。并且，当娱乐成了全部目的后，电视就开始失去它的价值。

　　学者波兹曼指出：“我们无法神化电视内节目播出的空间。电视屏幕本身也有着很明显的现实主义倾向。屏幕上充满了世俗的记忆，电视广告和娱乐节目已经在这里扎根，要想把它改造成一个很神圣的地方显然是很困难的。”也就是说，试图完全把电视节目变成一个神圣的教化场所是不可能的，但是，将电视节目完全弄成一个游乐场也是大错特错了。道理很简单，虽然媒介产业的竞争需要吸引公众的眼球，但是，媒介产业不同于其他产业，除了经济利益的考量外，还要有社会效益的标准。正因为如此，笔者以为，跳出唯收视率的陷阱，而非把问题归结为“禁止网络红人及丑闻劣迹者上电视”，才是正解。（朱四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