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一舟

　　4月10日，山西吕梁市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工作委员会、吕梁市工商业联合会出台了《关于对全市非公经济企业家的三点要求》，要求企业家不炫富、不摆阔、不挥霍，倾心回报社会、回报人民。有关人员透露，上述要求实际上就是市委的意思。之所以如此，正是因为此前被热炒的吕梁煤老板邢利斌“7000万嫁女”事件，给吕梁乃至山西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第一财经日报》4月12日)

　　政府发布文件“要求”企业家“不摆阔、不炫富”，这在全国来说恐怕还是头一遭。这只能说明，富人炫富成风，社会评价度极低，引起负面影响殃及地方形象。这样的“要求”，其初衷自然是积极的，但问题的关键在于，政府怎么可能管得住喜欢炫富的煤老板们。

　　“炫富”是一种财富的无序浪费。为什么会炫富，因素或者方方面面因人而异：就在一些欧美富豪们发起捐出一半财产的慈善呼吁时，就在华人首富李嘉诚先生不断将慈善义举进行到底的时候，我们的企业老板们却忙着在个人奢侈上一掷千万金，在为如何甩脱与财富相挂钩的社会责任而苦恼。与“在巨富中死去是一种耻辱”的价值观相比，中国企业家的财富伦理实在是太令人无语。这种畸形财富伦理的养成非一日之功，单凭有关部门的一纸文件去管控，注定是一厢情愿罢了。

　　说到底，财富伦理如何终归是富人们“很私人”的事情，需要自我救赎。若是富人们不把财富伦理当回事儿，谁也控制不住他们挥金如土的生活。在笔者看来，一部分中国富人之所以寡善和奢侈，是因为富人更关注财富成长的利益性，而忽视社会评价路径社会评价和社会美誉度如何，并不能影响富人财富的聚集。这足以证明，政府需要做的，不是管制富人奢侈，而是在“制度规范”上做文章无论是规范权力运行，杜绝财富膨胀过程中的权钱交易，消弭富人的财富原罪；还是通过相关制度建设，让社会财富运行机制走向公开透明，都是应有的题中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