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日来，太康县高贤乡部分知情群众不断向本报记者投诉，称该乡乡干部和全乡行政村党支部书记以“外出考察”为名，用公款到外省旅游。昨日，记者打电话向该县高贤乡乡党委书记李凤杰调查求证此事，不料，李凤杰不但大爆粗口“纯属扯淡”，还质问记者：“你什么目的？你这小野记者？”（4月23日《大河报》）

　　记者的目的自然是真相，这是再清楚不过的。针对群众举报，记者通过调查走访厘清真相，既是记者的职责所在，亦是对合法监督权利的行使。记者合理合法的采访，竟引得官员破口大骂，这无疑是戳到了涉事官员的痛处，以至于令其恼羞成怒。果然，记者从一位村书记那得到证实，所谓的“外出考察”正是公款旅游。

　　值得深思的是，此书记明明是违纪在先，为何仍然敢对记者如此蛮横？可见，舆论监督不仅不受欢迎，而且遭遇的阻力很大。从伊春空难时“抓的就是记者”，到“索命书记”对记者的死亡威胁，再到官员大爆粗口“纯属扯淡”，一旦公权力与舆论监督发生磨擦，媒体和记者往往是弱势的一方，合法的监督权利处于被藐视的边缘。

　　舆论监督是新闻媒体的重要责任，在社会生活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也需要舆论监督发挥重要作用。可现如今，不少人面对新闻记者如临大敌，视舆论监督如洪水猛兽，这则新闻中记者的遭遇，实乃新闻媒体在行使监督权利时遇到的种种困境的缩影。近几年，新闻出版总署也出台了一系列文件，不断强调加强对媒体和记者正当采编权利的保护，但为何对舆论监督的轻视、蔑视、敌视仍然普遍地存在于现实生活之中呢？归根结底，是因为这些文件并不具备一定的强制力。

　　记者的采访权是衍生于公民知情权的一项宪法性权利，当采访涉及公共利益时，政府官员没有权力拒绝，更没有权力恶语相向甚至人身攻击。但现实是，我国目前只有像《新闻记者证管理办法》这样的大方向上的管理办法，对于“人们什么情况下应该接受采访，什么时候可以拒绝”等重要细节上都没有具体规定，只有要求采访对象“协助配合”这样模棱两可的说法。作为新闻行业内部的行政文件，它对于跨行业的部门也没有任何法律效力可言，这也导致记者的采访权利并没有法理上的依据。

　　因此，要破解和扭转当前存在的舆论监督困境，亟须进一步完善、加强对新闻媒体制度性的保障，提供法律层面的切实保护，通过行政问责与法律追究，让敢于对抗舆论监督的单位和个人付出沉重的代价。惟有将宪法赋予人民的监督权利细化至可操作的层面，才能为媒体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让舆论监督这把利器发挥出最大的价值。（段思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