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振快 历史学者

儒家重“华夷之辨”的观念，使近代中国在面对西方世界的冲击时，很难以开放、谦虚的心态对待外来学问和政治文明。

自近代国门被西方的枪炮轰开后，中国被迫卷入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的转型这一世界浪潮中。各国在这个转型过程中的命运并不相同：有的顺利，有的坎坷。为何会这样？一个可能的解释是，现代转型的起点是传统，而各国的传统不一样，转型的基础有很大差异，命运自然也就不同。

1993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美国著名学者道格拉斯·诺思注意到一个现象：同是西欧国家，英国与西班牙的现代转型命运很不一样；在西欧以外，曾是英国和西班牙殖民地的国家或地区，比如美国和拉美的一些国家，在现代转型中的命运也很不一样。总体来看，英国或曾是英国殖民地的国家，相较于西班牙或曾是西班牙、葡萄牙殖民地的国家或地区，现代转型要顺利得多。

历史为何如此？

按照诺思的思想，这个问题可以这样解释：决定一个社会的运行是否良好的关键是制度；制度是一个社会的博弈规则，是一些人为设计的、型塑人们互动关系的约束；制度有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之别，正式制度提供了基本社会秩序，但只是型塑人们互动关系中的一部分约束，还有大量非正式约束存在；现代转型是要建立一套符合现代要求的新制度，但这套新制度能否建立、建立之后能否运转良好，还与非正式制度有关；非正式制度包括价值观念、风俗习惯、文化传统、道德伦理、意识形态等，它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民族心智，对正式制度的建立和运转会起作用。

因此，虽然同是西欧国家，但英国历史上有悠久的民主宪政传统，而西班牙则是专制传统根深蒂固，所以它们在现代转型中的命运并不一样；英国的殖民地与曾是西班牙殖民地的国家或地区，受英国传统与西班牙传统的影响，在现代转型中表现出不一样的命运，自然也就可以理解了。

由此可见，传统是很重要的，绝对不能忽视。传统作为文化基因，塑造民族心智，心智构造又影响个人行为选择，而行为选择的效果又不同，所以传统会影响国家命运。

中国的现代转型相当艰难。究其原因，显然也与历史传统有关。有人说，中国近现代转型的坎坷，是近现代中国人的问题，不能把责任都推到老祖宗头上。这自然也有一定道理。但如果说其与传统的负面影响无关，则显然与事实不符。

中国古代的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其心智在整体上受到了儒家思想的塑造，其思考世界的方法与行为的选择都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从这个角度看，中国近现代转型中的挫折，儒家应当担负一定历史责任，这并不是简单委过于儒家，也不是将责任推卸给古人，而只是要正视历史，实事求是，总结历史经验。

近现代西方世界的崛起，与科学技术的进步、工商业的发展、政治制度上的革命分不开。而儒家思想，恰恰在这些方面与之背道而驰。比如，儒家重视伦理纲常，鄙视科学技术，视科技为“奇技淫巧”，因此不利于科技的进步；又如，儒家重农轻商，于发展工商业不利。

在对待外来事物与其他文明方面，儒家重“华夷之辨”，以华夏为文明先进，“四夷”为野蛮落后。受这种思想影响，大清帝国的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认为帝国政治制度是最文明、最先进的，而其他国家都是文明层次不如华夏的“夷”。这种观念使近代中国在面对西方世界的冲击时，很难以开放、谦虚的心态对待外来学问和政治文明。

鸦片战争以后的半个世纪中，心智深受儒家思想塑造的帝国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即便是心态最开放的一部分人，也只是愿意承认“船坚炮利”方面不如人，再往后退最多也只能退到“中体西用”，即只是“用”（文明的器物层）方面不如人，而在“体”（文明的制度层）仍有优势，所以只需学“用”，不用学“体”。

这种观念，直到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中北洋水师全军覆没，证明只学“用”不学“体”是不行的时候，在残酷的事实面前，儒家思想才被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从内心上否认和抛弃；到1905年科举制被取消，通过学习儒家经典而获得做官的功利性目标已经完全无法达到，儒家才真正被边缘化。

钱穆认为，现代人对先人的创造物必须抱有温情和敬意。这自然是对的。但，更理性地认识中国传统对现代转型的阻力，也许更为必要。（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