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危机四伏的局面，我们并没有危机意识，反而充满了错误思维，我在新书《中国经济到了最危险的边缘》中就指出了“非左即右”、“非公即私”、“宏观调控，微观搞活”以及“跨越式发展”(其实就是“大跃进”式思维)这四大错误思维。就好像妄想症、迫害症与美国如影随形一般，这四种错误思维一直困扰着中国的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

图说：资料图

　　一、“非左即右”让改革发生严重偏差

　　“非左即右”导致中国经济的总体改革思路发生严重偏差。右对市场经济的错误理解，造成了今天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因此遭到“左”的反弹，而左右相争使改革陷入停滞甚至倒退。在实行改革开放以后，所谓“看不见的手”把一切推向市场之后的结果是什么?房改之后住不起房，医改之后看不起病，教改之后上不起学，退休之后养不起老。

　　我花了20年时间研究马克思，直到最近才写成薄薄的一本《资本主义精神和社会主义改革》。最后得到一个非常震撼的结论，那就是马克思一生所追求的目标并不是共产主义本身，他真正追求的是和谐社会，其他都不过是手段而已。我们运用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得出的另外一个非常震撼的结论是，人类历史是一部透过法治与民主控制权力腐败的阶级斗争史，法治与民主并不是一开始就明确的目标，是为了反腐败开展阶级斗争的结果。被誉为资本主义经济之父的亚当·斯密简直就是马克思的前身。在《国富论》里，亚当·斯密对于资本家剥削工人感到痛心疾首，同时他更感到痛心的是劳动者薪资的衰退。他甚至像列宁一样大力抨击英帝国主义，他说帝国主义不但剥削殖民地的人民，同时他自己的人民也被剥削。从亚当·斯密的书里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社会主义者。

　　因此我们得出了一个结论亚当·斯密和马克思是一样的，两个人都想达到和谐社会这样一个目的。不同的是，马克思希望透过阶级斗争打击腐败，实现民主与法治，达到和谐社会的目的;而亚当·斯密希望透过一只“看不见的手”杜绝腐败，维护社会的整体利益。那么，我想请问各位，亚当·斯密跟马克思谁是“左派”，谁是右派?如果各位跟我们的想法一致的话，那各位会发现他们既不是“左派”也不是右派。所以，我要给出自己的建议，我们一定要务实，千万不要把手段当做目的，为“左”而“左”，为右而右，只有这样，中国经济才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