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座城市，都离不开农民工的身影，我市也不例外。据公安机关统计，每年驻留我市的外来务工人员已超过10万，这还仅是已办理暂住证的官方统计，如果算上没有办证和短期流动人员，这个数字恐怕要翻倍。随着城市的发展，这支队伍还有不断壮大之势。他们凭着一身力气，一手技能，一份融入城市的梦想，已成为城市建设的重要力量。然而，他们与城市的关系却一直处在比较尴尬的境地，被称为“城市边缘人”。让我们走进这个群体，感受他们的所思所想。

　　一个农民工家庭的房子梦

　　晚上9点多，在晋钢卖担担面的秦玉琴开始把桌子、板凳往小推车上装，结束一天的生意。

　　她来自陕西榆林一个偏僻的农村。15年前，她和丈夫领着两个孩子来到晋城，丈夫跟随一个做建筑工程的老乡盖房子，她就买了辆小推车，做起了卖担担面和米粉的生意。由于两口子勤俭节约，这些年，他们在供孩子上学、维持基本生活之外，还积攒了近20万元。

　　比起在晋城打工的别的老乡，秦玉琴家的生活算是不错的，可她怎么也高兴不起来，这一切全是因为房子。

　　当年他们从榆林出来的时候，老家的几间窑洞已经有些残破，去年回去看了一下，简直成了危房，如果回老家居住只能重修。可孩子们因为从小就离开了家，对家乡的印象非常模糊。在霓虹闪烁的城市生活久了，怎么也适应不了农村的黑灯瞎火，而且，孩子们连麦苗和韭菜也分不清。不会做农活、不愿回农村，两个原因让秦玉琴萌生了在晋城落户的想法。

　　“攒钱在晋城买房，给计划在城里生活的孩子一个新起点。”10年前，秦玉琴和丈夫就把这个目标列入了家庭规划。有这个想法的时候，他们的存折本上只有3万元，而当时买一套90平米的单元楼就要18万，因悬殊太大，又无力筹款，他们决定再攒几年钱。没成想房价飞涨，买房的计划一直延期。

　　15年里他们搬了11次家，一家四口一直过着“窜房檐”的生活，且每次搬家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房子越来越小，离市中心的位置越来越远。秦玉琴感叹：晋城那么大，怎么就没有我的家啊!

　　房子已成为秦玉琴的一块心病，买房子的渴望夜夜入梦，可在现实中却依然遥遥无期。秦玉琴说：“心强命不强，真不行，就回老家去，开销总要比城市小。攒下的钱在城里买不上一座小房子，回村里能修一座大房子。不过，我和丈夫计划再奋斗10年，实在不行就放弃，孩子们的将来也只能靠他们自己了。”

　　像秦玉琴一样，揣着梦想进城，期望更好的生活，为留在城里而打拼，但最终无奈地返乡定居的农民工所占的比例仍然很大，其最大的阻碍就是房子。他们的收入永远也赶不上飞涨的房价。

　　外来农民工和本地人的爱情结局

　　吴楚歌是来自浙江的农民工们非常羡慕的一位，是他们奋斗的榜样。9年前，堂叔带着19岁的他到晋城搞装修，如今，他已从当初的学徒工成为一个小型装修公司的负责人。原来的师傅们都在他的手下打工。平常，他的公司每年都有近20万元的进项，前两年接了两三个大订单，为公司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如果不是有了心爱的人，吴楚歌也没有在晋城落户的打算。

　　2008年，因一个企业搞装修，他认识了在这个企业上班的贾静，两人很快坠入爱河。贾静是泽州县南村镇人，家里有父母和一个姐姐，家境也不错。2009年，吴楚歌在凤鸣小区买了一套三居室的房子，作为向贾静家提亲时的一个加分项目。满以为顺理成章的事却在贾静父母那里卡了壳。贾静的父母说：“你俩要想结婚，我们只有一个条件，楚歌必须当上门女婿。”这让吴楚歌犯了难，他在家虽然是老大，家里还有弟弟，但不可能撇下父母。况且老家的风俗认为“当上门女婿就是低人一等”，是家庭条件太差的人最后的选择。以他现在的条件，当上门女婿他接受不了，而放弃贾静他又不愿意。由于贾静的父母不让步，他和贾静的婚事一直搁置到现在。

　　贾静说，其实她父母提出“当上门女婿”的条件还不是最重要的，关键是怕结婚之后吴楚歌卖了房子把她带到南方，想见一次面都不容易，更不知道女儿生活得幸福不幸福。

　　爱情，对于外地农民工和本地人两个当事人来说，已经缀上了很多附加条件。本地男子娶一个外地女子似乎还容易些，而外地男子想娶一个本地女子只会接受两种选择，要么在晋城买房，公证在女子名下，要么当上门女婿，其爱情结局往往不容乐观。

　　本地媳妇外地郎的爱情没有好的结局，而两个外地人之间的爱情衍生的问题更多。据调查，两个背井离乡的年轻人对于爱情有着一份格外炽热的追求，基本上每个适龄的农民工都有固定或不固定的感情伴侣。有时候一个关爱的眼神就能让他们陷入爱情。在农民工中流行着这样一句话“爱情盲目、清楚婚姻”，他们很分得清婚姻和爱情的界限。他们彼此都清楚，两个打工者的收入根本无法支撑他们在城里安家，因此对于将来的结局都“心照不宣”，只要享受现在就好。他们认为，现在的对象只适合谈谈恋爱，但结婚对象一定要回老家，由父母和媒人促成。由于将来一起生活的人不一定是他们所爱的人，因此在当下的爱情中，尝“禁果”者十之八九。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相当一部分人对婚前性行为有强烈的认同感，有的甚至错误的将性冲动与爱情画上了等号。因为轻率和缺乏自我保护能力，冲动的爱情背后，怀孕、流产、生理健康等问题随之产生。

　　走?留?他们很难抉择

　　30岁以上的男性农民工，基本都遵循了一个生活定式：老婆在老家种地带孩子生活，丈夫在外面打工挣钱，挣了钱后仍然回老家，没有想定居城市。而18岁至30岁的新生代农民工却很迷茫，他们想在城市安家，可有限的收入却无力负担在城市生活的成本，因此举棋不定。

　　据调查，年龄在18周岁至35周岁之间的新生代农民工占农民工总数的近80%，他们分布在建筑、煤矿、餐饮、娱乐、旅游等行业，他们中的许多人受聘于国企或民企，有的是技术人员，有的是管理人员，更多的是经过培训的普通熟练工和技术工，为我市城市建设和经济发展作出了贡献。他们不会耕作，不适应农村生活，不想过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他们受教育程度相对较高，渴望城市生活，对未来充满信心，希望获得平等的政治权利。然而他们劳动强度大，工资收入总体偏低，要想在城里安家困难重重。

　　据社保部门的一位负责人分析，农民工要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市民，其困难比想象的要严重。即使打破户籍、福利、城市人的歧视等方面的障碍，农民工成为市民依然要面对一个很高的门槛，即足以在城市生活环境下养活他本人以及家人的经济收入。

　　那么，是要做一个“饿肚子”的市民，还是要做一个衣食无忧的农民，很多新生代农民工在这个抉择前徘徊。

　　其实，农民工的犹豫和从城市“撤兵”，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企业的发展。那些已经掌握了一定技术的外来务工人员，是企业多年培养的结果，这样一支正当其用的队伍因为买不起房、享受不上廉租房和经济适用房等政策，被迫回农村老家找媳妇生孩子，对于企业造成的损失可想而知。企业看到自己精心培训和使用出来具有实践经验的技术工、熟练工等务工者一批批离去时，真是又心疼又无奈。人大代表华洋公司的老总李红光和森鹅服装的老总李月胜就曾经在“两会”上提出“关于由政府牵头修建廉租房用于解决外来务工人员的住房问题”和“把农民工纳入城市廉租房保障和经济适用住房保障范围”的建议，但因没有政策支持，至今仍停留在纸上。

　　有人说，没有农民工，晋城的有些工厂要关门，有些行业要减产，也许整个城市都会陷入一种半瘫痪状态。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新一代的农民工将会慢慢成为城市建设的生力军。因此，想方设法让有能力的农民工留下来，是政府应该研究的一个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