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4日，中国工程院院士钱清泉在“轨道交通安全的保障”主题讲座上称，“7·23”动车事故造成了很大负面影响是恶意炒作。“本来我国在去年可做到8000公里的轨道，结果因为炒作，正在开工的全部停工了，国外十几个国家要引进中国高路技术，结果合同全部停止了。”（5月25日《重庆晨报》）

      看到这则消息，首先是惊诧，然后是愤怒。惊诧，是因为在国务院调查组已经对事故作出全面调查和责任认定的情况下，竟然还有人在为这起事故作“无错”辩护或喊“冤”；愤怒，是因为一名受人仰重的院士，竟然为了几份订单、一点部门利益，视生命于草芥，认为温州动车事故的负面影响是炒作造成的，而不是故事的严重性和恶劣性造成的。

      众所周知，国务院调查组对“7·23”甬温线特别重大铁路交通事故的调查结论是，列控中心设备存在严重设计缺陷、上道使用审查把关不严、雷击导致设备故障后应急处置不力，也就是说，导致这起事故的原因，不仅有技术上的，也有管理上的，不仅有天气等客观原因，更有管理不善、技术不过关等主观原因，是一起性质十分严重的责任事故。

      既然是责任事故，既然在技术、管理等方面都存在比较严重的问题，还怎么能把产生的负面影响与炒作联系起来呢？就算此次事故产生的负面影响，让正在开工的高速铁路全部停工，让已经“拿”到手的合同全部停止执行，与几十个生命相比，又算得了什么呢？

      退一步讲，即便媒体在报道温州动车事故过程中，可能出现一些与事实不太完全相符，甚至夸大事实的现象，也与铁路部门没有能够及时、正面、相对客观公正地回应公众的质疑有关，与铁路部门在一些细节问题上故意回避、故意隐瞒事实真相有关。如果铁路部门的回应能够及时一些、诚恳一些、客观一些、正确一些，媒体也就不需要推测、推断，也就不会出现一些与后来公布的事实有出入的现象。如果存在炒作现象，那也是铁路部门人为地制造了炒作空间、炒作概念、炒作想象。不从自身找原因、找问题，而把责任推到媒体向上。可见，到现在为止，铁路部门及相关人员还没有真正认识到此起事件的严重性，没有认识到问题之所在。

      更令人惊诧和愤怒的是，为了把温州动车事故负面影响的责任推给媒体，钱院士竟然拿轨道交通每年死亡的人数与公路交通相比较，认为公路交通每年死亡30尤人，而轨道交通要少得多。言下之意，象温州动车这样的事故再多发生一些，也无关紧要，只有当轨道交通每年死亡的人数也超过30万了，可能才算真正“严重”。如此作派，完全是对生命的漠视，对生命的极不尊重。

      难怪网友要事业有成责问钱院士，假如他的亲人也在哪趟动车上，他还会这样“坦然”、这样漠视生命吗？还会认为温州动车事故的负面影响是媒体炒作的吗？还会为那些失掉的订单而耿耿于怀吗？

      事实上，无论是媒体还是公众，并没有因为温州动车事故的发生而否定中国高速铁路、轨道交通技术的进步，也没有否认中国的高铁和轨道交通技术已经进入世界先进行列、甚至领跑世界。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可以掩盖和忽视我们在某些方面的技术缺陷和管理漏洞。事实上，如果铁路部门和相关技术单位能够工作更负责一些、管理更严格一些、技术更精细一些，事故是完全可以避免的。这一点，钱院士也是承认的。那么，为什么还要把责任推给媒体、推给公众呢？

      必须承认的一个事实是，虽然这些年中国的发展很快、技术进步也很快，在少数领域，甚至已经达到或超过了世界先进水平。但是，在绝大多数领域，特别是管理的精细化、技术的精准化、操作的精确化等方面，我们仍然与世界先进国家有很大的差距。如在高铁和轨道交通领域，我们与日本相比，就差距非常明显。因为，日本高铁和轨道交通发展这么多年，没有发生一起中国这样的事故。为什么不从技术和管理等方面找差距，从而让自己做得更好些，而要在责任方面找理由，试图通过推卸责任来证明自己是“最好”的呢？

      所以，面对钱院士的“炒作论”，我们必须惊醒，必须清静，必须反思。不然，谁也无法保证，更为严重的事故会出现在现实生活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