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绝不能成为一句空话。不管腾讯是断章取义也好，还是有媒体觉得被网友误解而感到“委屈”，那场由媒体之间争论所引发的闹剧，都给我们带来更深层次的思考。从国际的角度来说，世界各国都在试图解决腐败问题的，在中东，有人走上街头，驱逐损公肥私的政治精英；在印度，社会活动家安娜.哈莎尔多次发起反贿赂绝食运动；俄罗斯杜马选举舞弊之后，爆发了一场史无前例的中产阶级抗议运动；即使在欧美国家，民众照旧会走上街头集会抗议，反对失业、公司贪婪等社会不公现象。而在中国，从目前由上至下，对腐败呈现出的全民共诛，人人喊打的态势来看，都不可能有“适度容忍”的空间。

      据人民网报道，为惩治腐败，越南国还专门成立了由越共中央总书记挂帅的反腐领导小组，以全国的力量向腐败“宣战”。消息称，2006年8月，越南国会常委会批准成立了中央防治腐败指导委员会。2011年10月，国会常委会批准了新一届中央防治腐败指导委员会成员名单，总理阮晋勇任主任。此次越共中央直接成立由中央总书记挂帅的中央防治腐败指导委员会，体现了其反腐败的力度和决心，有利于加强越南共产党中央对防治腐败工作的直接领导。目前，越南已出台《防治腐败法》、《提倡节约法》、《反浪费法》等法律，并制定了《防治腐败国家战略》。

      报道还说，经过不懈努力，越南的防治腐败工作取得初步效果。但土地、矿产资源管理、公共投资、基础设施建设、国有企业资产和资金管理、银行信贷、政府采购和干部管理等领域依然是腐败“重灾区”。如今，腐败手段呈现出越来越隐蔽和复杂的特点，有媒体甚至将腐败现象称为越南的“国难”。越共中央总书记阮富仲毫不避讳地说：“腐败、浪费现象在多个领域和部门存在，已对党的领导和国家管理形成巨大挑战。”

      据说，腐败给越南党和国家造成巨大损失。以首都河内为例，2011年河内就查处27起腐败案件，涉案人数89人，造成损失约2200亿越南盾(1美元约合2.1万越南盾)。近5年来，腐败案件累计给河内造成损失约9670亿越南盾，其中追回部分仅占三成。在分析腐败现象滋生的原因时，阮富仲认为，“既有客观原因，也有主观原因”。主要原因在于越南一些党政机关及其负责人在进行反腐败斗争时决心不足，没能以身作则。此外，越南法律制度上还存在一些漏洞，惩治不严，让腐败分子有机可乘。历史遗留的“要—给”管理现象尚未去除。一些领导干部和党员的思想、道德和作风蜕化，丧失了战斗力。

      越南存在的问题，中国也不例外。中共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贺国强在《求是》杂志上发表文章就指出，中国的反腐败形势依然严峻，要充分认识着力解决发生在群众身边腐败问题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决不手软、决不姑息。据贺国强还披露，内蒙古乾坤金银精炼股份有限公司原董事长、总裁宋文代涉嫌贪污5290多万、黄金58.9公斤，挪用公款2100万元，使这家几度被评为“中国黄金行业之首”的大型国有企业濒临绝境。新华网透露，宋文代被抓时，正忙活着装修即将开业的金银珠宝店，而这个店是用来销赃的。此时，他已经贪占了公司黄金约60公斤、白银1．4吨，当然还有数千万元赃款。内蒙古检方40多名办案人员长达一年多的侦查，不仅捉住了这个“黄金大盗”，也揭开了他的发迹内幕……

      贺国强承认，中国基层党风廉政建设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损害群众利益的腐败问题时有发生。基层违纪违法案件主要有以下特点：量大面广，从2007年11月至今年2月，全国基层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51万8500件，54万零300人；基层权力相对集中、资金相对密集的单位和领域腐败问题易发多发，群众反应强烈；涉案金额巨大，基层单位特别是村委会和居委会“一把手”级别虽低，权力很大，有的涉案金额巨大，社会影响十分恶劣。

      同时，基层涉案人员单纯收受钱物与日趋多样化、复杂化、智能化的作案手法并存，“期权化”腐败增多，潜伏期延长，一些单位、部门集体腐败问题严重，窝案、串案明显增多，经常是查处一个、带出一串。“这些发生在群众身边的腐败问题，直接侵害群众利益，极易引发激烈矛盾冲突，导致个人极端事件或者群体性事件”。

      不只贺国强这么说，透过近期媒体的报道，我们同样发现，因职务犯罪企图逃往国外的官员，虽然12年来已有1万8487人被捕；但仍有人认为，滞留在境外的中国贪污官员仍有一到两万人。据中国经济周刊称，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从2000年开始追查官员外逃行动以来，已经逮捕在逃嫌疑人达18487人。其中，光是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布其中5年的赃款、赃物金额，就达541.9亿元。学者认为，滞留境外的贪腐官员保守估计有1、2万人，携带资金恐超过1万亿以上。据人民银行去年公布的“腐败资产外逃”研究报告，引述中国社会科学院调查研究资料显示，从1990年中期开始，外逃党政干部、公安、司法干部、国家事业、国有企业、驻外中资等外逃失踪人员高达16000到18000人，携带金额超过8000亿元。

      对此，福建省检察院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林雪标表示，《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是联合国打击跨国腐败最重要的国际公约，在这2个公约生效前的一段期间，2003年8月3日到5日，中国共查获60多名企图外逃官员，其中，携汇最少的经贸干部，身上也带着60万欧元。林雪标说，《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在2003年9月29日生效，隔天到10月1日的24小时中，51名中国官员企图外逃被逮捕，光是国庆“黄金周”，司法机关就逮捕115名企图外逃官员。

      有资料显示，全国金融系统与国有大中型企业是携款潜逃的重灾区，外逃贪官中，金融、国有事业工作人员就佔87.5%。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李成言主任指出，“裸官”是外逃贪官的预备队，大多数的外逃官员，都是先让小孩与老婆出去，然后自己才伺机潜逃。其称，中国贪官外逃，在国外某些地方形成一定影响力，加拿大甚至有“贪官小区”。报道还说，在抓获的外逃官员中，仅中国银行广东开平支行行长的余振东，就伙同2名共犯许超凡、许国俊先后将4.83亿元转移到海外。（文/梁石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