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是这样告诉人们的，挖出一个贪官，必然是边腐边升，可每每都是贪官罪有应得，而提拔贪官者却心安理得，不受任何调查与责任追究。这就造成了“边腐边升”事件层出不穷、腐败行为屡禁不止的中国特色。如果还是只抓表面上的贪官，不抓潜伏在后的始作俑者(那怕他没有罪），必然会出现源源不断提拔腐败官员又源源不断抓捕腐败官员的盛况。

      每每到官员交替之时，有人总是在宣传选拔官员的程序是如何中规中矩，过程是如何发展民主，结果是如何德才兼备，可是过不了多久就有人落马，到了此时就没有了说话了。如果当初提拔“黄三亿”这类官员的人，能够秉公办事，尊重群众公论，广泛进行深入调查，又何至于出现“边腐边升”、不断制造贪官的现代官场景象呢？

      山东原副省长黄胜引起媒体持续的关注，在于他身上集中了众多“兴趣点”——副省级要员，贪财恋色，大肆卖官，生活腐化。今年6月下旬，黄胜被开除党籍和公职。可是，对黄胜的关注止步于他的玩权、捞钱、贪色，很少有人追问，一个明码标价卖官鬻爵、一个将权力寻租发挥到极致的、一个欲望膨胀生活腐化的市委书记，又是如何被提拔为副省长的呢?

      同样是副省级要员的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原副主席刘卓志，与黄胜一样，也是卖官的高手，一审被判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在报道中，刘卓志的卖官细节描写得很清晰。比如，他64万买出锡林浩特市市委书记职位的程序是：（1）牛志美给刘卓志送去现金，提出买职位的要求，（2）刘卓志明确提出由牛志美任锡林浩特市委书记，（3）锡盟书记办公会及锡盟委会议通过了刘卓志的提议，（4）下达任职命令。在这个过程中，刘卓志一锤定音、力排众议极为明显，所以不能因为会议决定而不追究刘卓志的责任（那当然与会者也应该追究责任，因为他们是书记会成员和盟委委员，没有坚持原则，与所任职责不相配）。那么，黄胜、刘卓志又是如何提拔的，其过程又是什么样的呢？谁提议的，会议是如何讨论的，有无私下交易？现在，他们被抓了起来，搞清这个问题应该是很容易的，可是一直没有人想把这个问题搞清楚，这似乎又证明着什么。

      从黄胜和刘卓志卖官的程序看，能将黄胜提拔为副省长的“毕姥爷”，其级别肯定比副省长要高。那么，这位“毕姥爷”看中黄胜哪些过人之才呢?为何认为黄胜就应该提拔呢？难道这也成了秘密。现在“三公经费”都在公开，让公众了解具体情况，为何官员提拔过程搞得这么神秘兮兮？这个过程是见不得人呢，还是这个过程存在人为操作的现象？现在不是公开选拔、公开任命、公开监督吗？为何贪官卖官过程能够公开，而贪官本身提拔的过程却要保密？

      “带病提拔”、边腐边升已经制造了无数贪官污吏，成为损害党和政府形象的一个毒瘤，更是人民群众极为不满的问题。像公开“三公经费”一样公开官员选拔过程，是保证官员队伍纯洁、防止和消除腐败的需要，是人民群众的强烈愿望，更是党的性质和组织原则决定了的，没有理由在这个问题上保密。

      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条例早有规定，选拔官员必须坚持任人唯贤、德才兼备，坚持群众公认、注重实绩，坚持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等原则。“边腐边升”恰恰违反了这些原则，以事实证明这些官员的提拔使用是有问题或是存在失误的，理应把事实查清楚，看一看问题到底出在哪个环节，以便吸取教训，改进工作，避免再犯同样的错误。如果在这个本应该公开的问题上故意不公开，或是将其列为机密，那么就间接证明这个提拔过程确实存在私下交易，确实是由少数官员甚至个别官员说了算，也许就是“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的结果。

      公开官员提拔过程是官员的义务，了解这个过程是公民的权利。人民需要的是一心为公、一心为民的好官，而实际上选拔出来的官员却是一个贪官、色官、恶官、坏官。这个责任是应该搞清楚的。否则，只会使官员越来越失去民心，越来越没有威信，越来越不受公众欢迎。现在老百姓本身就一种对官员的不信任情绪，而我们又不愿公开选拔官员的过程，自然会加重公众对官员的不信任情绪，甚至形成仇官心理，这个损失是极为巨大的。但愿有关方面能够清醒起来，真正敢于对人民负责，把黄胜、刘卓志等贪官边腐边升的过程搞清楚并公布于众，一是端正提拔官员过程的风气，二是消除公众不信任心理，三是表明一下敢于负担的态度。公开黄胜、刘卓志提拔过程的细节，有百利而无一害，何乐而不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