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人员在浙江秦山核电站汽轮机厂房里巡检。

核电重启，不仅涉及到技术问题，还涉及到管理和体制问题

种种迹象表明，中国离核电重启的日子越来越近了。

2012年5月31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原则通过《关于全国民用核实施综合安全检查情况的报告》(简称《核安全报告》)和《核安全与放射性污染防治“十二五”规划及2020年远景目标》(简称《核安全规划》)。对于在运和在建核电厂，《核安全报告》给出了总体“受控”的结论。

而《核安全规划》的通过，则为新建核电站提供了一个前提。根据去年3月出台的“国四条”的规定，在《核安全规划》获准之前，中国暂停审批核电项目，包括已开展前期工作的项目。

但真要获得重启的“路条”，还有一个文件必不可少，就是《核电中长期发展规划(2010—2020年)》。前两个文件解决的是安全问题，这一个则是解决发展问题。而在这一问题上，中国核电业内尚有分歧。

福岛事故发生后，中国民众一个下意识的反应是：如果这一事故发生在中国，中国的核电站能不能应对?

赵成昆说，这个问题的逻辑不是很严谨，因为在中国发生类似事故的可能性非常小。

福岛事故的发生，有两个重大的外部因素，一个是地震，一个是海啸。前者切断了核电站的外部电源，后者把核电站备用发电的柴油机卷走。致使反应堆在无法得到冷却后升温，进而引发核泄漏。

赵成昆说，中国的地质构造与日本显著不同。日本处在太平洋俯冲带和欧亚大陆俯冲带的交界地带，两者挤压容易形成地震，地震推动海水上升，形成海啸。而中国的核电站建在稳定整体基岩上，远离地质断裂带，受地震影响的概率极小。

中科院院士、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陈达说，中国核电站在选址时，都会考证该地300公里的半径内历史上是否有过地震。要向前考证2000年。

海啸方面，从2004年12月印尼海啸之后，中国核电厂设计界曾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最后的结论是：由于中国大陆架比较长，附近海域海水较浅，在中国沿海发生强烈海啸的可能性很小。

赵成昆说，在海啸方面，目前对中国潜在威胁最大的是马尼拉海沟。但根据中国多年的研究，这条海沟引发的海啸到达中国沿海时，掀起的浪高最多只有2.7米。但几位研究人员在受访时也表示，对这条深不可测的海沟，中国还缺乏足够的了解。

这是一条深达5400米的海沟，断层长度长达1500公里。地质学家测量显示，这条海沟以每年8.7厘米的速度移动。美国明尼苏达大学教授David Yuen曾经发出警告，这条海沟已经至少440年没有发生强震，累积的压力可能触发高达9级的强震。

地震预防是一个应对“万一”的科学。如果“万一”发生福岛这样的事故，中国的核电站能不能承受呢?

福岛发生核泄漏的核心原因，是地震和海啸切断了内外部电源，让堆芯无法冷却进而升温。那中国的核电站的冷却系统是怎样的呢?

与福岛一样，中国绝大多数的核电站，用的是能动冷却系统。即通过电源带动水泵，向堆芯供水。如果失去了内外电源，维系冷却系统的最重要手段，就是看有没有备用电源。

福岛显然在这方面准备不足。在核泄漏发生后，他们最初找来的应急柴油机，竟然接口不对。

在福岛核事故以后，中国对在运行和在建核电站进行检查发现，中国有些核电站同样存在备用电源不到位的情况。

5月31日通过的《核安全报告》，对国内核电站提出改进要求的第一条，就是为了应对可能的失电，要采取“设置移动电源、移动泵和增设匹配接口等措施”。

除了能动系统，美国西屋公司近些年开发出了一种非能动系统。在出现断电情况时，它不需要启动应急电源，装在安全壳中和顶上的应急水箱即会自动打开，可以在没有人力干预的情况下，为反应堆冷却72小时。对于一个遭遇突然袭击的核电厂来说，这是黄金72小时。

目前，中国正在运转的15台核电机组，采用的都是能动冷却系统。在建的26个核电机组，有4台采用了非能动系统。

郁祖盛说，福岛事故爆发后，国家核电技术公司曾经做过评估，如果把AP1000放到福岛去，受得了受不了。经过两个多月的工作，他们得出了结论：受得了。

管理的考量

从上世纪50年代有核电历史以来，全世界发生了3次大的核事故：1979年的三里岛、1986年的切尔诺贝利和2011年的福岛，细究起来，都能找到人为因素的影子。其中以三里岛的例子最为明显。

三里岛事故，最初是因为一台给水泵发生故障，无法供水，于是用来预防的冷却系统自动启动。但因前些天工人检修后未将冷却系统的阀门打开，致使冷却系统内无水可供。当反应堆的温度升高到一定程度，反应堆自动停堆，卸压阀自动打开。但当压力降至正常值时，泄压阀由于故障未能自动回位，致使压力降至正常值以下。这时，用来保护的应急堆芯冷却系统自动投入。但操作人员在未判明泄压阀没有回位的情况下，关闭了应急堆芯冷却系统，停止了向堆芯注水，致使堆芯熔化。

这一系列的人为操作失误，抵消了系统自动启动的保护功能，催生了人类此前认为不可能的堆芯熔化。这一事件对美国影响甚大，此后30多年，美国一直没有新建核电站，直至近几年才有松动。

1986年的切尔诺贝利事故，则被查明，机组的设计在一开始就出现了问题。

福岛事故，除了上文提到的找来应急的柴油机接口不对，还发生了因为人为操作失误导致一台应急柴油机停止工作的情况。

赵成昆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有资料统计，历史上核电厂与研究性反应堆加起来，发生过23起类似堆芯熔化这样的事故，其中17起是由人为因素引起。

一位资深核电专家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人为因素的失误，有时会让通过艰辛努力取得的技术进步变得没有意义。“你技术再进步，他一个操作失误就全完了。”

这些发生在发达国家的管理问题，需要中国在发展核电进程中纳入考量。

首先是人才问题。在讨论中国核电的发展速度时，有人就提出了这个问题：“核电人才的成长速度，能不能赶上中国核电的发展速度?”

上述核电专家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说，如果按照原来2020年建成8000万千瓦的速度发展，连核电厂的高级管理人才的培养都成问题。赵成昆也特别指出，管理人员，特别是高层管理人员的缺乏，正在成为制约中国核电发展的重要因素。

与一般人才的培养不同，基于安全的考虑，核电人才的培养一般周期很长。培养一个符合条件的核电站主控室操作员，通常需要8到10年的时间。除了参加各种严格的培训，在正式上岗前还需要3000个小时的实践操作。

一台百万千瓦级的核电机组，需要的人才数量达上千人。如果1年建设10个机组，对人才的需求就是1万人。

郁祖盛说，目前，国内有核电专业的高校有四十来所。但专业不平衡的现象比较严重，学核电厂设计的比较多，而学管理、设备制造、建造、运行的相对较少。

基于人才培养的困境，现在核电厂的人才成长，有很浓的“师父带徒弟”痕迹。

有了人才，还要有管理规则。与中国很多企业的管理环境相似，有些核电企业的管理也不够科学。在《核安全报告》指出的核电站的4条主要问题中，第一条就是这个问题：调查组发现，秦山核电站至今尚未制订严重事故管理导则，秦山第二核电厂、岭澳核电厂和田湾核电厂仅具有可以应对某些特定严重事故的规程。

上述现状，正是这次持续9个多月的核安全检查的一个背景。在福岛事故发生后的第五天，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对福岛事故的应对。会上做出四项决定：一、立即组织对全国核设施进行全面安全检查;二、切实加强正在运行核设施的安全管理;三、全面审查在建核电站;四、严格审批新上核电项目。是谓“国四条”。

在“国四条”的最后一条，留了一个如今待解的尾巴：“核安全规划批准前，暂停审批核电项目包括开展前期工作的项目。”这一规定，成了如今核电重启的“紧箍咒”。

除了编制《核安全规划》，这次会议还要求调整完善《核电发展中长期规划》。业界本来推测这两个规划会在今年5月底同时通过，以实现真正重启。如今《核安全规划》单个推出，引发公众的纷纭猜想。

一位受访核电专家分析，在核安全问题上尚未取得共识之前，《核安全规划》先行，《核电中长期发展规划》随后，其实比较符合重启的逻辑。“因为福岛事故后，核电一下子变得非常敏感。要讨论核电以后的发展，首先要看公众对核电安全的态度，以求得共识。”

寻求共识

除了要先在核安全问题上寻求共识外，《核电中长期发展规划(2010-2020年)》迟迟未推出的另外一个背景，是中国核电的发展，有很多问题尚未在内部取得共识。

在8000万千瓦的目标被否之后，其调整到何种程度一直是业内关注的焦点。赵成昆和郁祖盛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均表示，调整后的目标很可能在6000万千瓦??7000万千瓦之间。

但这就会出现一个问题：目前在运和在建的加起来有4000万千瓦左右，若要2020年之前达到7000万千瓦，按照建设周期的要求，就必须在2015年之前再批3000万千瓦，以每个机组100万千瓦计算，就是30个机组。就是说，在接下来的三年半时间内，每年要批准8至9个机组。若按6000万千瓦的目标计算，每年要批准6个机组。

郁祖盛说，按照中国目前的能力，一年也就能建4到5个机组。“就是这个能力，再多就有点勉强了。”

另外一个问题，是新建的核电站采用什么堆型的问题。目前，由国家核电技术公司主持引进的AP1000广受赞誉，在安全性两个最主要的指标—堆芯熔化概率和放射性释放的概率，都比目前国内的标准提高了上百倍。但该堆型目前尚未投入运营，第一台机组最快也要到2013年或2014年投入运行。在缺少运行实践之前，能否批量化投产，一些人尚存疑问。

国务院研究室副司长范必撰文指出，按照国际惯例，不论是传统的能动型还是非能动型机组，都无法进行实况下的破坏性试验。“即便AP1000运行若干年，对验证非能动的安全系统也没有实质意义。”他认为，除了安全系统，AP1000其他的技术，如蒸汽供应系统等，都是基于以前的成熟技术，因而应用无碍。

郁祖盛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虽然在新建堆型这个问题上，国家倾向于建设AP1000，但并没有明确将此写进文件，这为新建堆型的争论留下了空间。

在今年中国核能可持续发展论坛上，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副总经理吕华祥说，核电市场中堆型的选择不能过于单一化。他主张，只要是符合核安全标准、具有一定竞争性、成熟或经过验证的机型，都应该能够平等参与核电市场竞争。

在福岛核事故爆发后，在新建核电站的审批上，中国开始执行“最严格安全标准”。赵成昆说，这个标准有两个：一是每堆年的堆芯熔化概率，不能超过10的负5次方;二是造成放射性向环境大规模释放的概率不能超过10的负6次方。这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标准一致。赵成昆还介绍说，福岛事故后，国际原子能机构计算过，自己原来的那一套标准，跟福岛事故所应达到的标准相比，有77个差距。目前，各国都在对此研究，新的核电安全规范有望出台。

一位核电专家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在国家提高新建核电站的安全门槛之后，有人开始在自己原有技术的基础上稍加改进，安全水平刚刚够得上这个门槛。

但郁祖盛认为，为什么放着更安全的、国家花巨资引进的AP1000不用，却用刚刚达到安全标准的堆型?他说，AP1000的堆芯融化概率，为5.08×10的负7次方，其放射性大规模释放的概率，为6×10的负8次方。

有人担心，在新建堆型的选择上，几个主要核电公司之间，会出现门户之见：在中国三个最主要的核电公司中，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力主自己研发的堆型;中国广东核电集团公司与法国公司有着多年的合作;2006年成立的国家核电技术公司则是代表国家引进AP1000技术主要的引进方和消化方。

赵成昆说，中国核电的发展，目前确实面临一些体制上的障碍。比如核电的试验装置，中核集团有一些，中广核有一些，国家核电也有一些，但这些装置之间的协调性并不是很好。

“我们现在从设计到建造到运营，跟发达国家比都有差距。这时候不应该再分散。再分散就又要走回头路了。”上述核电专家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