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邓海建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今日召开新闻发布会，人社部新闻发言人尹成基通报农民工、劳动关系协调和权益保障工作进展情况。尹成基介绍称，截至6月底，全国有16个省份调整了最低工资标准，平均调增幅度为19.7%。目前月最低工资标准最高的是深圳市（1500元），小时最低工资标准最高的是北京市（14元）。（7月25日中国新闻网）

　　有关工资的话题向来令人纠结，譬如最低线的突飞猛进，又或者平均水平的火速发展——尽管这些数据或许准确无虞，但因为前者普惠的是最底线的部分人群，而后者又可能因最前面的领跑者强力拉升，结果就是最大多数的“中间分子”深感自己拖累了“平均水平”，每次面对薪资上涨的均值，都有些或多或少的被抛弃感。正因如此，这已经不是一个“统计口径”可以解释的困局。

　　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城镇居民人均总收入13679元。其中，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2509元，同比名义增长13.3%；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9.7%，增速比上年同期加快2.1个百分点。这样的数字，显然是振奋人心的。因为7月13日，国家统计局公布了上半年的经济数据，GDP同比增长首次破8，回落至7.6%。换言之，即便扣除物价因素，城镇居民上半年的收入增速已经超过了GDP的增速。这在欧债危机步履沉重、美国经济复苏放缓的背景下，棋到中局的中国经济确实面临外需与内需的困境，无论所谓“中等收入陷阱”是否杞人忧天，以工资为代表的民生福祉增长确实面临诸多不利因素——能有这样的成绩单，足以令人鼓舞。

　　真正的问题是，因为缺乏薪资结构上的优化，美好的平均水平可能依然难以惠及最大数量的“中间分子”。一方面，数字难以掩饰收入分配上的旧疾。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在2011年出版的研究丛书《国民收入分配困境与出路》对现行收入分配领域存在的问题进行了研究，认为当前在收入分配领域存在“劳动报酬偏低且占比下降”等四大问题，这些问题的直接受害者不是最富裕的群体，也不是薪资最低的群体，而是本该成长为“橄榄”部分的中间阶层；另一方面，初次分配失调后，以财政主导的二次分配和以慈善代表的三次分配一直未能查漏补缺。从1978年到2006年，我国居民收入年均增长6.7％，这跟高达两位数的经济增速形成鲜明对比，遗憾的是，财政用于社会保障以及转移支付的支出比例弹性过大，慈善捐赠等三次分配机制又连年遭受公信力危机，在工资收入中失去的“分享”部分，一直未能在其他层面上补偿回来。结果就造成了平均工资再实际生活中缩水感明显。

　　尽管“最低线”上的每次调整都深具眼球效应，且基数低、效果明显，但工资调整不能总是普惠在“最低线”上。毕竟，中间阶层是更为庞大的部分。早在2004年，收入分配改革就已经启动，然而，近几年与户籍改革一样，都是“只闻楼梯响，不见人下来”。这既有技术上的事实难度，也有利益上的人为难度。正如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郑功成所言，“不要指望一夜之间便能够扭转三十年来形成的利益格局，便可以规范三十年来逐渐失范的收入分配现象”。好在高层已经意识到收入分配改革的迫切性与重要性，而眼下的经济增速放缓更为收入分配等改革提供了背景与契机，危机中为民生增益寻找生机、为体制优化寻找转机，改革发展的成果次才能真正普惠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