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记者　赵阳、吕梦琦

    通过跟踪定位仪对手机进行定位，利用针孔摄像头监视目标行踪，利用窃听器窃听别人谈话……随着国内“私家侦探”数量日益增多，这些昔日只能在影视剧中看到的情节在现实中已普遍存在，公民隐私遭遇挑战。

    涉嫌非法　屡遭严打

    今年上半年，太原市公安局对以“调查公司”名义从事私家侦探活动进行严打，７家“非法调查公司”被查封，９名“私家侦探”被刑拘，缴获大量针孔探头、跟踪定位仪、窃听器等监视器材。

    国家安全法和刑法均有规定，非法使用专用间谍器材的，处两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管制；对商业秘密、个人隐私造成侵害的，依照民法通则、反不正当竞争法等法律规定追加责任。

    太原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支队长李大奇告诉记者，私家侦探的行为给公民的信息安全造成严重威胁，他们的“眼线”遍布电信、银行、工商、酒店等众多领域。

    太原市公安局办案民警阮航透露说，私家侦探往往打着“商务咨询”“婚姻维权”等幌子，采取跟踪、盯梢、偷拍、偷录等非法手段从事调查活动。这些信息一旦落入不法分子之手，容易引发电信诈骗、敲诈勒索、绑架和非法讨债等犯罪行为。

    此外，“私家侦探”很少对雇主身份和目的加以甄别判断，从事调查活动缺乏道德和法律底线。阮航说，只要给钱，你就可以知道你想知道的，私家侦探对客户拿到信息作何用途一概不问。

    正因如此，近２０年来公安部多次明令打击“私家侦探机构”，始终对其保持高压态势。

    需求日增　执法尴尬

    然而，严打背后遭遇的却是执法尴尬，不仅屡打不绝，反而数量越来越多。

    山西大学法学院院长张天虹认为：“旺盛的民间需求是导致私家侦探越来越多的最主要原因，并使其形成一种地下职业。”专家同时指出，导致私家侦探民间需求旺盛的原因十分复杂。

    山西黄河律师事务所律师安巍坦言，在通常情况下，公民遇到法律事务会聘请律师，但许多取证工作律师无能为力，因此一些当事人会转而雇佣私家侦探进行取证，然后私了。

    安巍同时指出，司法程序相对比较繁琐，有时耗时漫长，也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助推作用。对此，太原市民刘韬雍深有同感。他说：“尽管对私家侦探心存顾虑，但是有时雇佣私家侦探确实效果更好。”

    山西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张育铭认为，一些不正当的隐讳需求对私家侦探行业的发展也推波助澜。他说：“社会诚信度降低、经济社会中信息不对称等原因都导致民间对这一职业需求旺盛。”

    旺盛的民间需求导致公安机关对私家侦探的打击屡屡遭遇尴尬：一方面打击力度越来越大，频率越来越高；另一方面却屡打不绝、越打越多。

    阮航告诉记者，近五六年太原市的私家侦探明显增多，他们刑拘的９名嫌疑人中有８名都是近５年才踏入这一领域的。他同时告诉记者，私家侦探具有极强的隐蔽性和反侦察能力，被调查对象往往毫无察觉，打击难度很大，而且多数雇主在雇佣私家侦探时都会采用虚假身份，警方难以倒查和深究，这让公安机关在侦破此类案件时耗时耗力，倍感艰辛。

    说法不一　何去何从

    尽管这些年公安部门一直对带有私家侦探所性质的民间机构采取严打态势，但是面对严打遭遇的尴尬，各界对私家侦探的态度开始分化。私家侦探何去何从？西方经验是否可以照搬？对此各界说法不一。

    李大奇认为，只有国家授权的机关才具有法定调查权，即便是公安人员行使这种权力，也需分级别严格审批，所谓“私家侦探”擅自跟踪公民行踪、非法获取和买卖公民信息，已经触犯法律。因此，他认为严打很有必要。

    但部分法律专家则认为，应辩证看待私家侦探行业，如对其加强监管和规范，这个行业将发挥积极的社会作用。

    张天虹说，私家侦探行业可以弥补国家公力救济不足，《民法通则》规定公民、法人可以通过代理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因此把一些事务委托给私家侦探是有法律依据的。

    事实上，私家侦探行业在国外已发展为被公众广泛认可的职业，有巨大的市场和法律认可地位。张天虹认为，尽管国情有差异，国外行政管理与协会自律相结合的模式在国内还不能照搬，但对我国仍有借鉴意义，相关部门应加强关于私家侦探合法化的探索，将其纳入法制轨道，从而使其真正为司法体系服务。

    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研究室调研科长马云跃认为，在民事案件中，公民委托私家侦探取证属于私力救济，目前尚未有相关立法，由于属于“舶来品”，国内对其还缺乏认知，使用和管理上也存在误区，但应用发展的眼光去看待这个职业，相关部门应探索使其良性有序服务社会的途径。（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