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腊人的“道德”只与对他人的不公正、对公共生活和公民共同体的侵害和侵犯有关，与性生活毫无关系。一个民族用衣着包裹身体的程度，与他们在性观念上的羞耻感也无太多关系，包裹越严密并非越有羞耻感。在人的自由意识被限制，精神遭压迫的地方，恰恰是衣着规范最严格的。

　　2012年7月9日，中国国家博物馆建馆100周年纪念日时，推出《佛罗伦萨与文艺复兴：名家名作展》，央视在播出这则新闻时将画面上米开朗基罗的“大卫·阿波罗”隐私部位做马赛克处理，无意间为观众提出了一个衣着与羞耻感的关系问题。

　　在现代人类文化中，衣着与羞耻感是密不可分的，但是，在古代，人类究竟是因为先有了羞耻感，而后才穿上衣服呢?还是因为先有衣着，随后才产生羞耻感的呢?人类文化学者们一般同意，人类是先有衣着后才产生羞耻感。衣着使得人类一面感到自己身上有些东西需要藏匿，一面又可以满足打扮身体，借以突出自己身上的某些部位。因此，羞耻感和美感在衣着上是相互交融在一起的。

　　羞耻感是一种道德的观念，即使在相似的道德感的作用下，不同文化中衣着与羞耻感的关系也会迥然不同。这主要与性观念有关。从包裹全身到在不同程度上遮掩身体的某些部分，羞耻感不仅有程度上的差别，内容也很不相同。一个民族用衣着包裹身体的程度只在很小的程度上与他们在性观念上的羞耻感成正比。包裹越严密的并非越有羞耻感。这在个人也是一样的。反对公开播放大卫全裸雕像的人们只是反对而已，他们并不一定比赞成的人们在性行为或性关系上更有羞耻感，更不要说更道德了。

　　一个民族对裸体大卫像感到不自在，认为“少儿不宜”或者根本就不符合他们的“文化习惯”，这并不代表他们在性观念上比别的民族更保守，也不表示他们在性行为和性关系上更守规矩。对裸体雕像的不安可能恰恰是由于这个民族对色情和性特别敏感，而同时对超越色情和性的人体美却又特别麻木。因此，就更好地认识色情、欲望和人体美之间的关系而言，用全裸雕像对他们进行一些美育或人文的教育，也许是一个不错的启蒙途径。

　　德国历史学家利奇德(HansLicht)在《古希腊风化史》中对希腊人的人体美观念作了非常精彩的分析。欣赏像大卫这样的全裸雕像，用他的话来说，需要“将自然的裸体现象与色情的裸体现象区别开来”。黑格尔在《美学》中认为，美的人体是“人所特有的受到精神渗透的躯体，……把人的形象可做高于一切其他形象的最自由的最美的形象来欣赏”。在人的自由意识被限制，精神遭压迫的地方，恰恰是衣着规范最严格的。在奥威尔的《1984》中，人人都穿着把身体严严实实包裹起来的深颜色制服，任何“奇装异服”都会给人带来道德败坏的罪名和政治惩罚的灾祸。

　　古希腊人并不为赞美人体而赞美人体，裸体是在合适的场所展现出来的健美身体，主要是在体育和竞技场所。场所不合适，身体再美，炫耀的展现也是不得体的。犬儒学者阿尔西多瑪斯有一次在宴会上斜躺着，半裸着身子，别人觉得他这一举止很不体面，因为这里并不是人们展示健美身材的场所，“这位阿尔西多瑪斯如果真是为了向大家炫耀他的白哲皮肤而想方设法裸露自己的肌肤，宾客们对他的举动也只会报以哄堂大笑”。许多希腊城邦的人们并不欣赏斯巴达女子那种大开叉露大腿的内衣，身穿这种服装的女子被人戏称为“卖弄大腿的女人”和“光大腿的女人”。

　　不能脱离古希腊人对健康体魄“身心皆美”的崇尚来了解他们的人体美感。最能展现人健康体魄的便是各种竞技和体育活动，Gymnasium(体育馆)一词源自gumnos(意即“裸体”)。体育和竞技场所是最适合裸体的地方，古希腊以体育运动为主题的绘画艺术中有无数这样的形象。但是古罗马人见到裸体时则可能感受到侮辱，所谓“耻辱始于当众赤身露体”。罗马人并没有完全接受希腊人的裸体观念，当然，中国人也不需要完全接受希腊人的裸体观念。

　　文化、历史背景和心理习惯不同，会对人们是否接受裸体雕像产生影响，这是正常的，也应该受到尊重，然而，这是对一般社会和日常生活中的人们而言的。在博物馆或文化介绍节目中则是另外一种情况，因为博物馆的功能和文化介绍的目的就是为人们提供一个走出自己日常文化、历史背景和心理习惯的机会，帮助他们打开历史和世界文化的大门，了解不同观念，其中也包括接触裸体雕像。这个时候再使用马赛克就不太妥当了。

　　要想对裸体雕塑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就得先理解它背后那种关于人的身体、心灵，乃至社会生活的道德观。裸体雕塑对人的色情欲念所起的应该是净化而不是刺激的作用。正如利奇德所说，古希腊人的“道德”只是与对他人的不公正、对公共生活和公民共同体的侵害和侵犯有关，“在他们看来，"道德"与性生活毫无关系，除非是对未成年少年、少女施暴或是在性事活动中动用暴力，否则，每个人都有权处置自己的身体。”在介绍裸体雕像时，与其使用马赛克，还不如介绍一下这种对中国人相对陌生的道德观，以及蕴含于其中的“身心皆美”的人文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