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是由于煤炭价格高涨，在中央政府的支持下，电企无奈之下进军煤炭领域寻求自保；而煤企则趁电企经营困难进行扩展。近日山西省下发《关于促进山西省煤炭电力企业协调发展实施方案的通知》，开启了新一轮由地方主导的煤电一体化进程。

　　为什么是山西？在当前需求下降和煤炭产能增加的情况下，今年以来中国煤炭价格快速下降，环渤海5500大卡市场动力煤价格下降超过20%，煤炭企业利润下降，经营也出现了一些问题。煤炭产业作为山西省的支柱产业，这一状况需要地方政府出面应对，并且在煤改之后山西的煤企经过整合，具有了向下游走出去的能力。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无论煤炭价格涨还是跌，煤电一体化经营被当作了“万金油”的应对措施使用，只不过在不同的时期诉求的主体发生了改变而已。这背后说明了什么？值得思考。

　　从美国电力市场的上下游纵向关系经验来看：美国煤电一体化的比例即使在1980年代出现类似现在“煤电之争”的时候，就已经很小，之后逐渐分拆，现在的比例更小。煤向电发展的比例就更小了，因此美国的煤电一体化主要是以电力兼并煤炭为特征。2007年产量10万吨以上的150多个美国煤炭企业中，仅有4个煤企拥有电力或子公司，比例约为3%。

　　究其原因，至少包含以下三点：首先，在美国煤炭价格与电力价格有效联动的情况下，煤炭成本的变动均能及时反映为电价变动，因而煤炭企业价格成本的优势并不十分突出。 其次，在美国的整个煤炭电力产业链中，相比起煤炭生产企业，电力生产企业涉及相对较高的前期生产投入，具有较高的进入门槛。如果没有明确的联营优势，煤企并不容易轻易进入电力。最后，20世纪80年代时，美国超过80%的煤炭用于发电，电力企业在煤炭市场处于买方垄断地位，在竞争中处于相对强势的地位。

　　可以说，由于缺乏一个比较完善的煤电上下游运行机制，中国煤电一体化过程存在先天不足，动机不纯。在近年煤炭价格大幅度上升，煤企不差钱的情况下，如果加上地方政府和有关方面的强力推动，煤电联营的确可能在短期内有效推进。然而，这样的煤电一体化从本质上说是对“市场煤”和“计划电”矛盾的无奈应对，因此靠煤电一体化来解决眼下的煤电矛盾，不是长效机制，实质上是回避矛盾的一种做法。政府这种权宜之举，最终可能不仅不能解决矛盾，反而走入另一个新矛盾之中。

　　事实上，当前煤炭价格下行与整体宏观通胀压力减小带来的政策时机，不是煤电一体化而是让“市场煤”与“合同煤”价格并轨。从中长期来看，破解煤电矛盾需要以理顺价格机制为核心。首先是解决煤炭价格“双轨制”的历史遗留问题，然后建立上下游的煤电联动机制，再进一步是通过资源税与煤炭特别收益金将外部成本内部化，约束企业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