瓮安能够自揭疮疤，在县委大楼的废墟上存储“黑色记忆”，这不仅是自我警醒，也是对公共记忆的修复。

    本报特约评论员魏英杰 

    4年前贵州瓮安县城因一名女中学生之死，引发一场震惊全国的“6·28”事件。据悉，该县决定保留被烧毁的县委大楼，并在旁边建立“警示教育馆”，时刻警醒所有党员干部，永远不能忘记惨痛教训。 

    瓮安的做法，打破了地方政府对待公共事件的惯例。不难看到，一些地方发生类似事件时，政府部门往往忙于扑火，急于推卸责任，事件了结后又讳莫如深，不愿正视教训。瓮安却反其道而行之，非但没有刻意抹除记忆，还敢于展示旧日疮疤，让所有人都能看到历史的现场。这样做无疑需要具备一定的勇气，体现了当地敢于直面历史教训的信心。 

    “瓮安废墟”的存在，也有助于唤醒人们对这一事件的回忆。瓮安能够自揭疮疤，在县委大楼的废墟上存储“黑色记忆”，这不仅是自我警醒，也是对公共记忆的修复。 

    但当地应记住一点：建立“警示教育馆”，为的是更好地汲取教训，而不是陈列政绩清单。所以，将来在这里向参观者介绍时，应多谈教训，少谈成绩。既然“6·28”事件本身并非政绩，而是一个惨痛教训，那么“警示教育馆”的价值就在于还原事件真相，总结事件发生的各种社会因素，以及政府应对的不足之处。只有这样，正如现任瓮安县委书记所说，教训才能真正变成财富。 

    更何况，眼下也不是总结成功经验的时候。且不说瓮安是否已从跌倒的地方爬起，一些地方到今天还在不断重演着“6·28”事件的悲剧。当年，时任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就指出，这一事件从单纯的民事案件酿成群体性事件，其中必有深层次的因素。这就是，一些社会矛盾长期累积，多种纠纷相互交织，一些没有得到应有重视，一些没有得到及时有效的解决。 

    这说明，多谈教训少谈成绩，显然对参观者更有助益。如果把“警示教育馆”建成政绩工程，不仅当地党政干部很难从中汲取教训，各地前来学习的人也只会更多地看到解决事件的手段，而忽视了事件发生的根源。在这种舍本逐末的思维主导下，“警示教育馆”也就起不到真正的警示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