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购岛”始作俑者——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

从“租赁”到“购岛”

日本政府“购买”并将钓鱼岛“国有化”的方针，是突发事件，还是蓄意已久的行动？

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刘江永告诉本刊，“购岛”并非日本政府时至今日才有的想法。进入2000年以后，小泉纯一郎内阁执政时就有这种考虑，“但这种做法肯定会引起中方的反对，所以他们没有立即采取一次性‘买断’的做法来实现‘国有化’，而是采取了中间性的方案”。2002年起，日本政府每年出资2000多万日元，从所谓的“岛主”手中租借钓鱼岛当中的本岛、南小岛、北小岛。每年到3月份的时候支付一次款。

这是一个极其荒诞的历史过程。1896年，日本人古贺辰四郎曾向日本内务省提出“官有地租借申请”，获得批准，将钓鱼岛“借用”为其个人土地。此后，古贺辰四郎之子古贺善次又向日本政府申请“购买”下本属中国的钓鱼岛，向日本政府缴纳土地税。如此循环，日本政府“出售”后，又据此宣称中国的钓鱼岛属于古贺家族私人所有。接下来，1955年起，美军首先与古贺善次签订“租赁”契约，向他支付租金，将钓鱼岛用做海空军训练演习场地。1978年，古贺善次去世，其妻将钓鱼岛“卖给”栗原家。正是在通过所谓“租借”方式获得钓鱼岛管理权后，日本海上保安厅开始在钓鱼岛附近海域构建海上巡逻与监控体系，加强对中国渔民及保钓船只的驱逐、抓捕。

“租借以后进行所谓的‘政府管理’，日本政府给我们的所谓的解释是，这种做法是为了防止日本的一些极端的右翼势力登岛，如果政府能够进行管理，就可以避免那些人通过登岛来影响、损害日中关系。”刘江永说，“这是日本当时的承诺。而且日本也在国内规定，非国家公务人员不得擅自登岛。过去10年，日本政府一直是考虑不要和中国政府发生冲撞，持续平稳地管理这些岛屿。所以很多次日本的议员申请，他们都没有批准。”这也是日前包括议员在内的10名日本人登上钓鱼岛并展示日本国旗后，日方在不接受中方侵犯主权的抗议的同时，以“违反轻犯罪法”的名义起诉当事人的原因。

野田政府此次决定“购买”钓鱼岛，不可忽视的因素是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

今年4月，石原慎太郎赴美访问，在美国保守智库传统基金会演讲时，他宣布为“守卫日本领土”，将以东京都政府的名义“购买”钓鱼岛。当时，石原就表示，从2011年末开始，他已就此事宜与“所有权拥有人”进行了磋商，并通过代理人达成“基本买卖协议”。“交易”完成后，东京都政府将考虑与冲绳县或石垣市实行“共同所有”的方式进行“管理”。

在领土问题上大做文章一直是石原积累政治资本和名望的手段。他四处宣称他为了捍卫“尖阁列岛”（即钓鱼岛）已经奋斗了40年。在一篇题为《有一种国难叫“尖阁列岛”》的万字长文中，指责美国政府40年来“态度暧昧”，不肯到国际法庭上为日本拥有钓鱼岛作证；指责日本外务省40年来“懦弱无力”，不允许日本运输省把他树立在钓鱼岛的灯台标记在海图上。

早在20世纪70年代初，石原就策划了侵犯中国领土钓鱼岛的行动。他率青岚会的成员去钓鱼岛建灯台，接着又找到资金丰裕的右翼政治团体青年社，把青岚会的灯台扩建成正规的灯塔。石原还利用担任运输大臣的特权，指示运输省水路部加固岛上的灯塔，并一直想方设法把灯塔记载到海洋图上。2005年2月9日，日本政府宣布已接管钓鱼岛上的灯塔，并视为“国家财产”予以保护；同年2月，日本政府又将这座灯塔正式记载到新印制的海洋地图上，而这一系列动作的背后都离不开石原慎太郎的推动。

石原在美国提出所谓“购岛”颇具思量。在他最新出的书中，石原写道：“（钓鱼岛）问题今后必将日益白热化，将成为日美中博弈的关键。”

刘江永指出：“2000年后不久，石原就曾去美国，想宣布‘购岛’。但是那时候他没有做，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他并没有得到美国明确的表态：《日美安全条约》适用于钓鱼岛。如果钓鱼岛发生冲突，美国是否介入，当时并不明确。1996年时，当时的美国驻日本大使蒙代尔曾经表示《日美安全条约》不适用钓鱼岛。但后来，美国国内包括阿米蒂奇为首的鹰派势力改变了这种主张。阿米蒂奇担任小布什政府主管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以后，《美日安保条约》第五条适用于钓鱼岛就成为布什政府的政策，这是对过去政策的一个很大的调整……石原在美国讲这个事情，也是拉着美国共同对抗中国，制造中美之间的麻烦。因为他看到了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大国以后，美国对中国的牵制在上升，美国在重返亚洲；也是看到了美国在2010年‘撞船事件’前后，多次向日方正式承诺，钓鱼岛适用于日美安全条约第五条。”刘江永说：“在这个背景下，在中日邦交正常化40周年这样一个特定的、两国关系本来应该是改善的一个机遇，他要把这个机遇掐死，所以他在今年这个时候在美国提出了‘购岛论’。”

党争

“该做的事情如果不去着实推进，就会让政治失去信赖。”在国内舞台上，石原以募集资金的方式“购买”钓鱼岛显然是与野田政府针锋相对。

石原曾表示，如果中央政府出面“购岛”，将会把筹集到的十几亿日元的捐款送给中央政府，当野田表示要出面“买岛”的时候，石原又有反悔之意，对野田的代表说：“这种事情不要和我讲了，做这件事情有各种原委，希望你们不要插手。”

以“购岛”之名，中日之间的主权之争，变成了日本国内土地所有权的转移，本无权干预中央外交事务的地方长官石原得以对外交事务施加直接影响，并“逼宫”野田内阁，这一步实属“一石三鸟”。

“在2010年9月7日的‘撞船事件’以后，日本右翼势力掀起了反华浪潮，钓鱼岛问题成为日本右翼势力重新聚集人气的很重要的一个手段，所以石原挑起中日之间钓鱼岛问题争议，是要聚集在日本的人气，为自己未来的政治选举造势，为他儿子、自民党干事长石原伸晃造势，这样给执政的民主党施加压力。”刘江永说。

自美国归来后，4月27日，石原造访了日本最大在野党自民党本部，与儿子石原伸晃唱了一出双簧。在这次会谈中，石原希望自民党方面能对东京都的“买岛计划”施以援手。“东京都‘购买’钓鱼岛的意愿非常强烈，如果政府不愿意提供协助，希望自民党能够帮忙。”“请帮我们一把，让东京都‘拥有’钓鱼岛。”对于父亲的请求，石原伸晃称，将在自民党内部“详细讨论”。一同参加会谈的自民党国会议员新藤义孝对东京都的计划“高度评价”，并希望东京都方面支持日本国会议员登钓鱼岛“视察”。很快，5月，自民党就在其施政纲领草案中写进了要“国有化”钓鱼岛的字句，这迫使日本首相野田佳彦不得不考虑这一提议。

9月6日，日本共同社报道，石原慎太郎已经公开表示，他要把钓鱼岛问题作为自民党总裁选举的争论焦点，并且期待自民党重新掌权。9月21日，自民党就将举行党总裁选举，目前，石原伸晃正在考虑参选。

日本驻华大使丹羽宇一郎与石原慎太郎的分歧突显了民主党受到的压力。丹羽宇一郎6月在接受英国《金融时报》采访时说：“如果石原君的计划得到执行，那将给日中关系带来一场极其严重的危机”，“我们不能让以往数十年的努力化为泡影”。官房长官藤村修很快撇清了该说法和内阁的关系：“这只是大使个人的意见，并不代表政府。”玄叶光一郎则以外务大臣的名义给丹羽大使发出一份警告书，警告书称：“尖阁列岛是日本固有领土，不存在所有权问题。是否变更所有权是国内问题而不是外交问题。”这足以解释野田没有阻止石原的“购岛”行为：“购岛”符合钓鱼岛主权属于日本的逻辑；如果低于石原的做法必将失去选票。

由于消费税增税、核电站重启、在冲绳驻日美军基地部署新型运输机等问题在日本国内引发了较大的矛盾，野田政权的民意支持从60%一度跌至20%。参议院被在野党所掌控的局面，也令野田政权面临着巨大的国会压力。

也正是在召回丹羽的7月，野田内阁决定介入“购岛”事件。“在事件的第一阶段，执政的民主党面临着两难：如果不跟着石原慎太郎的调子走，他会在国内民族主义上升的情况下显得非常孤立；如果他跟着石原慎太郎的调子走，那么中日关系肯定要搞砸，那么最终民主党还是要在选举的时候由于外交失分而受到打压。”刘江永说。

近来，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再访北方四岛，韩国总统李明博首登独岛，已经在领土问题上对野田内阁施加了巨大压力。由于这两块领土实际由俄、韩控制，日本政府难以采取实际的措施予以回应；考虑到日俄关系，和美日韩三角关系的牵制，日本在外交上的回旋余地也不大。

刘江永认为：“随着事态的发展，日本的野田内阁首先要顾及的是今年9月中下旬要举行民主党代表的选举。野田内阁要考虑的重要问题是如何既防止石原慎太郎‘购岛’成功，又进一步体现日本政府，特别是执政党民主党在钓鱼岛问题上态度是坚决的。对于野田内阁来说，如果石原慎太郎‘购岛’成功，等于他抢了保卫日本领土的风头，那么则对国内选举不利；而且，如果他‘购岛’成功，那么钓鱼岛由东京都来管辖，脱离中央政府关系。如一再发生闯岛、登岛，又会对中日关系带来麻烦，最后收拾残局的还是日本政府。所以，野田内阁走出了‘购岛’这步棋。”

8月22日，顺利返港的“启丰二号”保钓人士在尖沙咀码头接受媒体采访

真动作和假动静

“钓鱼岛‘国有化’是为了继续平稳安定地维持管理，也将向中国做出解释。”这次野田政府给出的解释和当年如出一辙。日本方面还声称，“购买”后，政府将不在岛屿周边修建小型船只停靠区及灯塔等设施，维持岛屿及其周边海域现状。尽管野田政府在“购岛”问题上表现了一定的外交克制，但并不能说明民主党就是被“逼上梁山”。事实上，在2010年，民主党就曾计划在次年将包括钓鱼岛在内的25个“离岛”收归国有。日本方面在钓鱼岛问题上的态度已经出现了强硬化的态势。

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翟新在研究中指出，日本对于钓鱼岛登岛事件的处理出现了以司法手段代替政治处理的趋势。“钓鱼岛事件对策上的所谓司法处理，是指以日本领有为前提，完全按照日本国内法规定来裁断事件；而政治处理，则指基于两国政府的默契和协议，主要沿着搁置主权争议的方向解决事态。”

2010年9月，因日本海上保安厅的巡视船在钓鱼岛海域追逐中国渔船，致使双方船只两度碰撞。日方将中方船长送至冲绳县那霸地方检察厅石垣支部审讯，并做起诉准备。时任外相冈田克表示政治解决己不适用，“应根据法律严肃处理”。翟新指出：从前，日本方面对进入钓鱼岛海域的中国船只的处置，因顾及对华关系，通常仅限于令船只退出该海域为限。撞船事件从一开始即被纳入司法程序处理，这就从根本上颠覆了自民党政权的处理方式。

“在钓鱼岛事件初期，处于日强中弱的国力优势之下的自民党政权，为迅速发展尚脆弱但对于日本十分重要的中日关系，实际上是在较从容的政治和战略视野下，将钓鱼岛事件定位于比较次要的外交问题；在严格限制其对中日关系整体产生负面影响的同时，也没赋予其牵制两国关系的外交牌功能。”翟新指出，“而民主党掌政后，不仅中日经济总量的对比发生逆转，而且随着互补性和竞争性为一体的双边关系不断深化，它（钓鱼岛）在给两国社会带来利益的同时，还不断积聚新矛盾，并不时发酵着历史问题。故国力上己渐失余裕的民主党政权，无法也无需如自民党政权那样通过将钓鱼岛事件在对华关系格局中的地位矮小化，以维持两国关系的稳定；相反，如把钓鱼岛事件及其引致的外交危机在一定程度上扩大化，既不至于对已进入经济上高度相互依存的两国关系发展产生毁灭性风险，又能借此制约其他对华关系问题的解决朝有利于本国的方向发展，甚至还可指望从中溢出更多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上的意义。”

野田内阁如今敲定“购岛”更像是顺水推舟。刘江永指出，野田政府现在做出决策有试水之意：“只不过是造舆论、做决策的过程。这也是试探中国的反应，如果你反应强烈，就会收一收，如果反应不太强烈，就会继续往前步步为营。”日本的财政年度是3月末结束，4月1日新年度开始，实际上今年已不可能完成“购岛”的程序。如果本月野田能够再次当选党首，并在明年3月以前保持众议院不解散，民主党仍然是执政党，那么他才能有权制定下一个年度的财政预算。

刘江永认为，即使日本政府实现“购岛”，也不应夸大这一举动的意义。“日本政府‘买’了也没有用，‘岛主’本来就是非法的，是不存在，这个大前提没有。他再怎么在账面上来回倒，就像一个贼，偷了别人东西，赃物不管怎么倒手，还是失主的，必须物归原主。也不会存在什么中日开战这个言过其实耸人听闻的说法。”

〔参考资料：翟新，《日本政府钓鱼岛事件对策的演变及其原因》（《社会科学》2012年第4期）〕